一 文艺的创作主体变了，上个世纪之交的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士”，曾经经历了从“士”到专业的小说家、诗人、评论家、编辑、剧作家、演员、导演、画家、教师、医生等等“自由职业者”的转变；而这一个世纪之交，半个世纪来为国家包下来、养起来的作家、诗人、评论家、编辑、剧作家、演员、导演、画家、教师、医生（当然，他们没有白白地被养起来，而是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贡献）却又重新向着“自由职业者”转变。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更法”、“改图”的思想逐渐在“士”中间传播；“采西学”、“制洋器”的呼声逐渐高涨；洋务派以“师夷长技”为指导思想，开始注意学习西方国家的技术和文化；“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慈禧太后却被迫成了“六君子”遗嘱的执行者。1905年，她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从丙年(1906)科起所有岁科考试、乡试、会试一律停止。”这一措施，断了“士”的由科举进身官场的出路。在这过程中，“士”们或由官派、或凭私费纷纷出洋留学，去欧美，去日本，而以去日本的居多。他们回来后，对科举已不感兴趣，做起了上述自由职业者的工作。1905年，清王朝的上谕，更迫使“士”大批地从事“自由职业”。这一过程，即使从1896年戊戌变法算起，至少经历了20年时间，封建知识分子“士”才完成了向“自由职业者”的这一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却逐步消灭了“自由职业者”阶层，把他们统统变成了国家干部。这和计划经济体制是一致的。本来在娱乐场所里表演相声、曲艺等艺人；在农村里演出的“草台班子”——戏曲演员；为市民演出的京剧等种的演出团体中的成员，全都成了国家干部；作家、艺术家更列入国家编制。40多年后，一方面文艺工作者埋怨“待遇菲薄”；另一方面广大市民却埋怨很少看到“戏”，农民埋怨很少看到电影，知识界埋怨很少看到优秀的文艺作品。文艺体制必须改革由国家对文艺工作者统统包下来、养起来的一贯做法，已经成了国家、文艺界和民众的共同要求。 少数文艺工作者，较早地看出现行文艺体制的弊端，他们从80年代起，即适应市经济的需要，自谋出路，留职停薪，径自成了自由撰稿人、文艺个体户。据不完整的统计，目前中国的电视剧，约有一半是由文艺个体户拍摄出来的；中国的文艺作品，至少有五分之四是由业余作者及自由撰稿人创作出来的。但是，就全体而言，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文艺体制基本上没有变。这就出现了上层建筑（文艺体制）与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矛盾。 三月春雷一声响，九届人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行政改革，惊破了部分文艺工作者以为国家把他们养起来的政策将长期继续下去的好梦。到1996年底，我国国家机构工作人员（含各种各样的文艺工作者）为3676万人，比1978年增长了82.3%。按现行平均每人每年1万元个人经费标准计算，现有的财政供养人口一年就需要近4000亿元，占了1997年国家财政预算收入8642亿元的将近一半。我国的财政几乎成了“吃饭财政”，国家还能拿出多少钱来搞建设？因此，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把行政改革作为和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并列的三大改革。国务院40个部精减为29个部。三年之内，机关干部精减一半。被精减的干部，带工资参加学习培训，以后再分流到需要他们的单位中去。朱镕基同志的说法是：“带职分流、定向培训、加强企业、优化结构”这样，行政改革就一下子改到文艺工作者头上了！不管他们是不是愿意，目前身为国家干部的文艺工作者将逐渐向“自由职业者”转变的确定无疑的了。如果说，上一个世纪之交，“士”向自由职业者转变，是因为科举制度取消后，“士”不得不变为自由职业者。这一个世纪之交，作为国家干部的文艺工作者向自由职业者的转变，则是因为国家自觉地进行行政改革，因此，文艺工作者也得像其他国家干部一样，看到大势所趋，不仅要做好被精减的思想准备，而且还要作出如何转变为自由职业者的行动打算。 有些文艺工作者不愿意作这样的转变，说什么这样一改革，文艺将走向衰落！这是不负责任的也是对文艺史无知的说法。从古代至近代，屈原、司马迁、三曹、李白、杜甫、韩、柳、三苏、欧阳修、王安石、关汉卿、王实甫、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吴敬梓、曹雪匠、李伯元、吴趼人、刘鹗……其中哪一位是国家养起来的作家？画家中倒是有御廷供奉，但宫廷画家的成就远不如不被国家养起来的画家。洎乎现代，鲁、郭、茅、巴、老、曹，又是哪一个是被国家养起来的？最近茅盾文学将的四名得主，只有陈忠实是专业作家，王火、刘斯奋、刘玉民，全都是业余作家。1995～996年的鲁迅文学奖得主，至少有一半以上是业余作家。江苏获短篇小说奖的毕飞宇，获散文奖的夏坚勇，也是业务作家。目前，作家、艺术家由国家养起来的，只有中国和朝鲜两国！取消了国家养作家艺术家的做法，让作为自由职业者的作家、艺术家在艺术上自由竞赛，只会促进文艺的繁荣！ 这一个世纪之交创作文艺的主体作家艺术家，从由国家养起来的国家干部朝着自由职业者转变的这一新变，将使21世纪的中国的文艺产生真正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