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曼指出，“史学家，尤其是文化和文学方面的史学家应该认识到想像在历史中的作用。当我们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时，就会发现想像以自身的方式发挥着与身体或高层次的思想相当的影响力，后者是‘思想史学者’的领域。”① 近几十年西方学术界掀起了文化批评的热潮，当代西方学者对西方文化中的传统文本，尤其是殖氏地时期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以及文学与历史、政治等因素的关系及殖民话语本身的复杂性作了大量研究。地理探险是近代西方史的主题，对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文化批评的兴起，游记这一曾经被学者忽视的文体突然成了关注的焦点。20世纪后期西方游记研究达到高潮，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是当代文化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一个领域。文学家、史学家及社会科学家对西方游记的特点、起源、重要性，游记与殖民话语的关系以及游记所揭示的文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批判性和跨学科性是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本文对当代西方游记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综述和评价。 游记文学与文化批评 当代西方学者可以说重新发现了游记文体。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综合性是游记的基本特征，也是最重要的特征。游记使用第一人称、自传式语体，又以旅程和景观为基础，可以说跨越了文学与科学、小说与历史。卡特指出，探险家作家既是历史学家又是地理学家，既是浪漫的骑士又是经验主义的科学家，是殖民文化的集中象征。② 比肖普也认为，游记集主观与客观描述为一体，有自传的成分，目击者报道的成分，也有旅行见闻、回忆录、浪漫故事、散文及滑稽小说的成分，是一种用手头材料拼凑成的作品(bricolage)。③ 游记体现了西方的理想和愿望，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同时作为地理扩张的产物，游记又充满了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和科学精神。游记的双重性使它比小说更直接地显示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为文化批评提供了方便的切入点。 大部分当代西方游记研究属文化批评。受后殖民理论影响，文学评论家用福柯和萨依德的理论分析殖民地时期游记中的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论，从思想内容、文学形象、语言逻辑等各种角度揭示文本与殖民扩张的关系。这些研究多强调社会历史背景对文学的影响，坎贝尔说，“文本不是孤岛，一个试图占据世界上所有岛屿的文化在这样的一个时期所产生的那些文本就更不用说了。”④ 这些研究几乎一致证明，殖民时期的地理探险并非探险家所宣称的那样纯洁，而是夹杂着西方的价值和利益，并带着很深的文化偏见。作为殖民主义话语的组成部分，游记体现了西方文化优越感和强烈的文化中心意识。学者们一再指出，游记不仅反映了外部世界，更重要的是表现了探险者的主观理想和愿望。李内指出，西方探险者发现的“不是新的土地，而是为表达那些有关消失了的地方的令人怀念的旧传说提供了新的地点”。⑤ 诺克斯肖用“投影”一词来形容西方对新发现土地的认识，指出投影的本质是实现自己的潜意识，投影的作用“在对陌生地的认识中最为强烈。环境越是陌生，呈献在观察者面前的屏幕越是平滑”。⑥ 李德也指出，“游记报道是自我客体化的典型，也即感情的外在化，是把陌生来客的有限性、偏见和无知转变成‘客观性’。”⑦ 除了指出殖民话语与扩张的联系之外，当代游记研究还揭示了殖民话语的矛盾性。大多数研究者都指出，虽然游记的语体是自传式的，其价值核心来自西方，但它的语言和认识方式却体现了科学和“自然史”的特点，即探险家对“未知领域”(Terra incognita)包括自然景观和异域风情的描述依靠的是科学语言。叙述主体强烈的主观意识与科学描述之间存在张力，这是游记的基本特征。诺克斯肖指出，近代西方探险家所热衷的世界起源问题反映的正是西方实现自我的愿望，结果是对世界的征服。⑧ 李德将近代西方对世界的认识归纳为将空间历史化，而历史以西方为中心。在谈到进化论所代表的自然史时，他尖锐地指出，进化论代表了流离失所的西方科学家对和谐的向往，但欧洲科学家认识世界的过程却是在破坏世界的和谐，欧洲寻找世界的结果只不过暴露了自己的失落状态。⑨ 博埃默从另一个角度指出，“帝国一方面表示了可能性、幻想和愿望满足的辽阔层面，在这一层面上自我属性和命运可以得到转换，而另一方面，这些殖民地同时又是流放、违法活动、压迫和充斥着社会耻辱的黑暗之地，有头有脸的人是不希望在那里沦入歧途的。”⑩ 在对游记文体所反映的殖民话语的矛盾性的分析中，斯波尔研究的比较全面。他指出，殖民者的优越地位需要被殖民者承认，殖民者一方面夸大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差别，一方面又需要非西方与自己认同，结果是殖民话语漏洞百出。殖民话语维持自身的方法就是以多种方式不断重复自己、否定他者。“殖民话语带着这一根本的不确定性，导致内在认同与差异的不一致，对自身权威的肯定与否定同时存在。这一根本的不稳定性导致数目繁多的修辞学形式，这些形式经常相互冲突，但又以平等的身份进入殖民主义所特有的权力关系母体之中。殖民权力充满危机的、不稳定的背景导致其话语的碎裂。”(11) 殖民话语“没有核心，有的只是历史条件下的核心动机，即必须遵从权威。但连这一权威的本质也因时代而改变……所以殖民话语不是简单地再造一套意识形态或思想，供以后重复使用，而是一种创造和感应现实的方式，为了维护权力的基本结构随机应变，无穷无尽”。(12) 也就是说，矛盾性意味着殖民话语的不稳定性和多样性。 展示西方殖民话语的多样性是当代西方游记研究的另一重点。多样性不仅体现在思维方法上，也与探险地区、时代、探险家社会地位、性别等因素有关。关于思维方式，斯波尔以西方新闻报道、游记和政治言论为例总结出十一种模式，其中包括监视、占有、美学化、分类、贬斥、否定、理想化、自然化等。(13)“占有”(appropriation)指西方扩张中不仅将它国的土地据为己有，而且将其他国人的思想也同化的做法。西方认为自然属于人类，而最能代表人类的只有西方，故西方以文明的名义在理论上剥夺了非西方对自己土地和资源的拥有权。“殖民想象理所当然地认为土地和资源属于那些能按照西方工商业价值利用它们的人。”(14)“占有”不但有地理的、军事的、政治的一面，还有文字的一面，德里达称之为“文字”暴力，“文字”指包括科学在内的“差异、分类、名称体系”。西方文化被普遍化、理想化了，成了非西方人追求的对象，而其暴力面被掩盖起来了。(15)“美学化”(aestheticization)主要指用西方美学模式描述其他文化的做法。非西方为西方的多愁善感和爱好提供了材料，满足了西方的愿望，但这些美学或艺术形式成了西方与非西方现实之间的隔离物，限制了对其他社会和文化的理解。“理想化”指西方将非西方人及其社会浪漫化的模式，如“原始主义”认为部落人“野蛮”、单纯、天真，尚未被现代社会污染，生活在乐园般的世界。“对野蛮人的理想化从一开始就与西方帝国扩张并存，这种理想化不过是西方文化创造中对野蛮人的又一种利用。”(16) 理想化有不同形式，但“理想化总是以西方为参照进行的：它不是背离西方去寻找另一种存在方式，而是构造一种很容易被纳入西方价值体系中的关于他者的思想。……它用野蛮人来扩展西方的想像领域，把他者转化为西方自身对话中的又一个名词”。(17)“理想化”也是西方释解扩张所带来的道德负担的策略，可以被视作“西方集体意识中现代异化的征兆和深刻的自我怀疑的标志”。(18)“幻想化”(insubstantialization)指西方写作传统中“将对非西方文化的体验作为一种内在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将非西方文化空虚化，使之成为作者展示自身戏剧的虚拟的背景”。(19) 如东方被作为西方主观幻想的对象，西方内在的欲望和危机被投射到东方，东方成了错乱、不安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