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加拿大学者诺思洛普·弗莱在《批评的剖析》前面写了一篇“论辩式的前言”。“前言”里，弗莱提出两点意见：第一、文学批评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既不是文学创作的附庸，也不是文学之外某个学科——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理论的附庸；第二、文学批评是科学，就像物理学、生物学、历史学一样。 弗莱以论辩的口气指出，文学批评中存在很多错误和模糊不清的认识：批评家被看成是寄生虫，因为缺乏创造艺术的才能，所以成为文化经纪人，用把文化分配给社会来从中获利(2)；文学批评也处于寄生状态，新古典主义、自由人文主义、弗洛伊德、荣格、存在主义……这些文学批评中常见的理论，“都是用一种批评的态度取代了批评”，都不是到文学内部寻找批评的概念，而是混杂地将批评附加到文学之外的某个框架上。(6)要消除这些谬见，以及由此产生的人们对文学批评的偏见，弗莱认为，必须提高批评的科学品质。已有的文学批评，弗莱说，实际上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科学因素。训练有素的学者们在进行批评时，“证据是经过科学的检验的；以前的权威得到了科学的运用；诸相关领域经过了科学的调查；各种文本经过科学的编辑”。(8)然而关键的问题是，学者们对“他们的工作是科学的这一事实”缺乏明确的意识，这导致了文学批评的停滞虚弱、不能独立。弗莱说，就像物理学从“借助于经验的直接的感觉，对诸如热、冷、湿、干等加以分门别类”到“来了个大翻个，发现自己真正的功能应该是去解释热和湿是什么”(19)一样，文学批评也到了必须飞跃到一个新阶段的时候，“摒弃那种无益于建立一个系统的知识结构的谈论文学的做法”(22)，使“价值判断在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而不是“将文学研究建立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26) 弗莱《批评的剖析》在当时是有相当影响的。中文版译者在“译序”中这样说：“这本书是一个标志，从此结束了‘新批评’独霸文坛的局面”，“20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但是在西方，真正把文学批评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当说是从《批评的剖析》开始的。”(2—3)中文版译者的话代表了学界一般对于《批评的剖析》的评价。不过，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看这篇“前言”时，弗莱论辩的语气似乎显得过于激烈了。对文学经验进行“科学化”分析，揭示文学活动中的“科学”真相，在西方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传统。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姑且不说，光是20世纪，无论是在弗莱之前还是在其之后，这一工作始终没有停止过。 如中文版译者所说的被弗莱成功终止了“独霸文坛局面”的新批评，自始至终就有着很强的科学意识。新批评的理论创始人之一I.A.瑞恰慈，1921-1929年间连续发表《意义的意义》、《文学批评原理》、《科学与诗歌》等论著，从心理学、语义学的角度，对文学经验进行“辨析和评价”①。1929年出版的《实用批评》，更是前所未有地在文学批评中使用实验的方法，证明如果没有科学分析，仅凭主观感受，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天资聪颖的读者，也会对诗歌的价值做出错误判断。因此，瑞恰慈力求“提供一种新的技术”，以“更有效地……提高分辨能力和对于人们所听到的和所读到的事物的理解能力”。(3)瑞恰慈的主张得到了包括布鲁克斯、维姆塞特等在内美国新批评主将的积极响应。布鲁克斯和沃伦合编的《理解诗歌》，这本影响了整整两代人的教科书里，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诗歌给予我们知识”。(XⅢ)接着，在《文学批评简史》里，布鲁克斯和维姆塞特又进一步声称：“在此我们表明自己的立场……文学批评必须是理性的，不管是否能够做到，文学批评所追求的是定义。我们更进一步声称，凡是超越定义和不能为定义所概括的诗的内涵，其性质仍然是客观的，不可下定义的还是可知的。”(53)②基于这一认识，众所周知，维姆塞特和比尔兹利1946-1948年提出了著名的“意图谬见”、“感受谬见”理论，强调绝对地以文本为中心(赵毅衡“编者按”，208)，反对在文学批评中探究作者的创作意图及描述读者的阅读感受。 60年代后现代思潮兴起以后，西方文学批评虽然并没有像弗莱设想的那样，只在文学内部寻找批评的概念，相反却大量地借用外来理论，更进一步“将批评附加到文学之外的某个框架上”，但是，就其科学意识和科学分析论证的能力来说，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拿解构主义代表德里达来说。解构主义，用乔纳森·卡勒的话说：“源起于结构主义的觉醒……结构主义者的科学雄心，由于解构分析对它赖以描述和把握文化生产的二元对立的诘难，被证明是一场白日梦。解构摧毁了结构主义者的‘理性信仰’……展现了一切文学科学或话语科学的不可能性。”(《论解构》198)卡勒的总结很有力，但从现有的文本看，解构主义与其说是证明了结构主义的科学方法不可行，不如说是证明了结构主义的科学方法不够彻底。德里达，作为解构主义理论的发明者，他的代表作之一《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c)，标题就是：关于“字符”(gramme)的“科学”(logie)。德里达说：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言语被看成是心境的符号，文字是言语的符号。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言语中心主义)从古希腊一直延续到今天。即便“科学实践不断否定逻各斯的帝国主义”，“一直与日俱增地诉诸非拼音文字”(4)，黑格尔等哲学家仍然认为言语与存在、与存在的意义、与意义的理想性绝对贴近，而文字是第二手的、人为的。哲学家用文字写作，文字却被看成是与思想无干、甚至是障碍的“中介的中介”，针对这一“内在于整个西方历史”(102)的悖论现象，德里达提出了“原书写”的概念，“文字不仅是为科学服务的辅助手段”，而“最终成为科学的对象”。(37)根据索绪尔语言是符号差异系统的理论，德里达以文本为原点，“发明”了一系列词汇描述文字书写的特征：印迹、延异、撒播、替补……对于这些看似与经典科学对事物规律、特征清晰整饬的总结完全不同的描述，美国解构派批评家希利斯·米勒的话道出了他们共同的认识和自信心：“实际上，逻辑无以为能之际，适是它洞穿文学语言以及语言本身真实性状之时。”(转引自《论解构》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