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7)04-0003-07 自上个世纪中期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以来,人类正在经历着一个深刻的媒介革命过程。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多媒体网络的逐渐普及,使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数字化生存,不仅对世界各民族的经济、政治、军事、教育和文学艺术已经和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 文学是时代的花朵,它以绚丽多姿的形态映显着时代的精神和风貌,折射出时代的发展和变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大众传播媒体的发展,文学已走出了高雅的殿堂,涌入了正在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的大潮。文学作为一种生产,自然是社会艺术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与媒介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学既然已成为市场经济影响下的一种艺术生产,它必然与文学的传播、交流与消费血肉般地联系在一起。只有形成一个生产、传播、交流、消费的文学生产链,文学生产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其中涉及到很多问题,我在这里想重点谈谈媒介革命与文学生产链建构的几个问题。 一 媒介是文学生产、传播、交流、消费的纽带。它是整个文学生产流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和载体。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学生产的思维方式、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将不同的媒介作为区别不同艺术种类(如诗歌、音乐、戏剧等)的重要尺度。媒介的变化直接影响文学艺术的变化与发展。 如何认识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媒介革命,它对文学艺术的发展是祸还是福,这是我们首先需要思考、分析和辨别的问题。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对于媒介革命对人类的影响作了深刻、多面的分析。他说: 在机械时代,我们完成了身体在空间范围内的延伸。今天,经过了一个世纪的电力技术 (electrie technology)发展之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了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就我们这个行星而言,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已不复存在。我们正在迅速逼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创造性的认识过程将会在群体中和在总体上得到延伸,并进入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正像我们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凭借各种媒介而得以延伸一样。[1](P20) 这段文字充分说明,当代的媒介革命使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得到了延伸,它超越了时空的界限,能够拥抱全球,进入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对未来整个世界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可能会赋予人一种永恒的集体和谐与太平”[1](P117)。 麦克卢汉认为,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喜欢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所以它都倾向为每个人、每件事规定一些受宠的模式。新的媒介革命,为从事文学艺术生产的作家、艺术家创造了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使他们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和吸取世界各族人民几千年来创造的艺术珍品作为自己的营养料。他说:“我们的时代渴望整体把握、移情作用和深度意识,这种渴望是电力技术的自然而然的附属物。”[1](P22) 媒介革命不仅和计算机、多媒体往络有关,更重要的是它决定我们的生存。信息时代的一个根本特征是“真正的个人化”。使文学生产过程中的作家与读者互为主体,大众传媒正演变为个人化的双向交流与互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对正在兴起的媒介革命对文学艺术生产的影响,给予高度积极的评价。他说: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艺术表现方式得以更生动和更具参与性的新时代,我们将有机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传播和体验丰富的感官信号。这种新方式不同于读一页书,也比到卢浮宫(Louvre)实地游览更容易做到。互联网络将成为全世界艺术家展示作品的全球最大的美术馆,同时也是直接把艺术作品传播给人们的最佳工具。……数字化使我们得以传达艺术形成的过程,而不只是展现最后的成品。这一过程可能是单一心灵的迷狂幻想、许多人的集体想象或是革命团体的共同梦想。[2](P262) 在以数字化传媒为桥梁和纽带而形成的文学生产过程中,作家和读者之间建立了一种自由、平等、民主的全新的对话关系。它打破了传统的作家主宰一切的、全智全能的独语局面,给世界带来了一个真正称得起是复调的、多声部的和具有多维性和主体化的文学境界。 数字化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对于文学艺术来讲,并非都是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国内外学界持悲观态度的也大有人在。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在《明信片》一书中明确说:“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3]美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j·希利斯·米勒也直言不讳地宣称:“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s)而把它引向终结。”[3]国内也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回应了德里达、米勒的这种悲观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