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0)04-0121-10 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文艺思潮自20世纪80年代诞生以来，从叙事学层面揭示了历史哲学的诗学本质，并通过探讨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文本与社会的关系，揭示了历史叙事的话语修辞模式及其意识形态内涵。其中，中国也是新历史主义理论家的研究对象之一。格林布拉特在“旅行文学”文本中，以“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型”理论来解读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以这一“他者”来塑造西方知识分子的“自我”，以当代中国的文艺政治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文艺商品化来揭示不同的意识形态内涵；海登·怀特则在解读黑格尔对世界历史、古代东方的历史的阶段划分时，将理论化的“古代东方”和“中国”纳入元史学中，以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构成的话语修辞模式的矩阵，来印证历史哲学的诗学本质；理查·勒翰不仅反思了历史的话语模式，还在历时性地分析一战期间的“帝国与战争”问题时，探讨了作为一种异国情调的现代中国…… 那么，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为什么要研究中国？“中国”究竟在新历史主义文论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发挥了何种作用呢？在这些问题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意识是“新历史主义文论中的中国问题”，而想要解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探究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探讨中国问题的历史语境、理论背景、阐释机制和意识形态内涵。 一、作为他者的当代中国 “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统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建构“文化诗学”与“自我塑型”理论的过程中，将当代中国的文艺政策、建筑艺术、知识分子作为论据，以此塑造出了20世纪60年代至改革开放初期的当代中国形象以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形象。 首先，格林布拉特在中国之旅的文学性记述中，从现代建筑艺术的“感官剥夺”与传统建筑的“朴素之美”方面，探讨了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文化问题。1982年，格林布拉特应邀来到中国担任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在中国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他游览了北京和上海等地的高校、居民楼房、商业建筑基地等城乡景观。令人惊讶的是，他对现代化建筑的修饰词汇大多是负面的，而对四合院、胡同等传统建筑则多溢美之词。在格林布拉特眼中，“巨大而丑陋的”的公寓楼即将取代能够容纳八个家庭的四合院，使北京的主要美学特征呈现为“感官剥夺”(sensory deprivation)，而那些鳞次栉比的胡同中残留的古老院落则愈发显现出一种“朴素之美”(austere beauty)①。格林布拉特以文学性的方式记述、解读不同的建筑物，一方面与其文化诗学的研究范式相关，即通过日常生活、逸闻趣事、历史遗物等来研究历史，另一方面也与“旅游文学”和“惊奇”“感通”的审美感知机制有关。 从文化诗学的研究范式来看，格林布拉特对搜集、梳理、选取逸闻趣事的倚重与其“逸闻主义”的主张密切相关。所谓“逸闻主义”是指一种通过逸闻趣事、野史传说、档案碎片以及批评者的个人经历来阐释和重构历史的批评方法。格林布拉特的“逸闻主义”是在人类学“厚描/深描”(thick description)理论基础之上提出的。所谓“厚描”是将社会事件、行动、制度或过程等现象在文化中的描述脉络作为文学文本进行解读，揭示文本所隐含的多层次的意蕴内涵，进而展示文化符号的意义结构所表征的社会基础和含义。而“逸闻主义”就是对文本进行更“厚”、更“深”的解析。②在逸闻主义的研究范式下，一方面这种由日常生活语言或文学性修辞构成的具有偶然性、随机性的文本显现出“非同一性”的历史观，另一方面这些历史叙事通过建构复数化的小历史(microhistories)而戳穿“宏大历史”的堂皇假面。③格林布拉特通过这种方式瓦解了整体性、同一性的“中国历史”，而塑造出一种由逸闻轶事呈现出的后现代主义的“中国历史”。 从叙事模式或文学体裁这个角度来看，格林布拉特对中国之旅的“逸闻主义”描述，与他对“旅行文学”(travel literature)和“欧洲航行叙事”(European voyage narratives)的研究与实践相关。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格林布拉特就开始研究旅行文学或欧洲航行叙事，并以感通和惊奇概念来探讨某一时间、地点和环境的特殊性。格林布拉特的《中国访问之旅》(China：Visiting Rites)等文章，就是以文学叙事的方式搜集、记录、整理他在中国的逸闻趣事，并以此分析文本中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意识形态内涵的“旅行文学”。格林布拉特曾坦承，其学术研究的一条重要原则是意识到并承认文本的不透明性/费解性(opacity)。他认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打破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稳定性关系及其导向的封闭世界，但受此影响的“解构性阅读”却使我们不能透过文本看到任何东西。为了反对这种阅读方式的形式主义弊端，格林布拉特认为，要远离文本的不透明性，而那些具有“文字优势”的人所摹写的文本就是一种“新世界的材料”。所谓“文字优势”是指拥有运用文字这种优势进行书写的能力④。他正是以文学性的叙述来摹写北京的建筑和城市风光，借助共时性(synchronicity)的逸闻趣事和时事资料来衬托、比附、揭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当然，除了以文学性的叙事方式来揭示中国历史的诗性，对历史诗性的感知还与审美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