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20)05-0206-09 “情动”(affect)概念是近几年文学与文艺批评的热点。①当代“情动”理论及其实践研究有着明确的西方哲学史线索，其理论核心是以德勒兹对斯宾诺莎哲学的阐释为基础，重启一种流动和差异哲学；其发展主要为马苏米对德勒兹及情动理论的当下阐发和迈克尔·哈特、格罗斯伯格、克劳馥等人对“情感转向”的命名与扩展。但其总体研究趋势主要集中在对性别政治、边缘主体和重大事件如“9·11”恐怖袭击等的阐释上，而将之普泛化、历史化和方法论化的研究稍显不足。国内很多学者梳理过“情动”或“情感”理论的谱系。陆扬以帕特丽夏·克劳馥的“生物媒体”所涉及的身体问题为线索，从“复数的‘情感’、斯宾诺莎论情感、《千高原》言情感”等方面论述了情感转向的身体维度。②刘芊玥以“斯宾诺莎、德勒兹和马苏米”“汤姆金斯、赛吉维克和贝兰特”两条线路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盛行于西方学界的“情动”理论谱系以及“情动转向”的范式转向含义。③刘文以《千高原》所描述的情感并非指个人的情绪或情状为起点，强调了情感转向的文化研究维度。④ 继《反俄狄浦斯》这部“伦理之书”“非法西斯生活导论”⑤之后，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中继续以反法西斯的解域和逃逸线为主题，讨论以斯宾诺莎、荷尔德林和尼采等人为主的哲学问题，即“游牧的或模糊的、但却是严格的本质；强度的连续体或连续流变，它们超越了常量和变量；生成，它们既没有终结、也没有主体，而是将彼此卷入到邻近的或难以判定的区域之中；平滑空间，它是通过纹理化空间而被构成的……一种强大的非有机的生命逃脱了层，穿越了配置，勾勒出一条无轮廓的抽象线——游牧艺术之线和流动的冶金之线”。⑥因此，德勒兹的“情动”指向如何在二战后、在法国“五月风暴”后打开历史的流动性和通往不同未来的能力？然而，纠缠“情动”概念的非理性和非逻辑意涵却使得这个概念有些模糊，因而影响了人们以其为方法论对其历史性、政治性和当下性意义的把握和应用。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情动”理论建构为一种通向未来的方法论。 一、情动：非表象、力的强度与伦理 (一)“非表象”与流动性 关于“情动”，其第一个意涵是“非表象”(non-representation)的。但非表象并非常识意义上的非理性，而是类似意愿或意志的效果与力量，即暂时没有进入“话语”与“表象”领域的流动性现象与力量。正如加塔利所说：“因为情动是非话语的，所以情动的这种积极潜能仍然是复杂的，我甚至将其看做超复杂的(hyper-complexe)，我想由此指出情动是孕育复杂的诉求、处于新生状态的过程性、突变生成的扩散地。”⑦所以“情动”指向一种正在生成的状态，话语依然不能有效地将它捕获以进入人们的逻辑系统。它是非话语的并不是因为它是非理性的，而是因为它是未有效地被表象和表征出来的，对它而言，任何视角的理性话语也许全然有效也许全然无效，就像面对一个紧急事件人们的言语和视点一样。这也是为何德勒兹会认为感动、情动是“一个生成之中的知觉”。⑧因为正在生成中，所以它尚未被完全话语化。 或如米歇尔·塞尔所说：“我们应当把混乱的概念引进哲学范畴，直到目前这个概念还如同神话一样，受到理性的蔑视，现在只有说道妄言妄语时才使用这个概念。”⑨“混乱”也是一个非理性或非逻辑的概念，为何与德勒兹、福柯同时代的塞尔要将“混乱”的概念引入哲学范畴呢？正如弗洛伊德对无意识和意识关系的反转一样，塞尔将理性反转为混乱的表面现象。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经过对欧洲科学理性危机的反思，经过对战后秩序的重建与批判，在欧洲现代知识分子那里，如果理性是秩序，那么无序就是它更大的参照和他者，只有借助对“无序”“混乱”的发现与发明，秩序才是理性的和自我的。经由尼采、弗洛伊德，福柯、德勒兹、塞尔都将现代性的命题反转过来了，秩序、意识和理性不再高于混乱、无意识和非理性，因为“混乱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系统，它半开着。为了编码，必须闭合起来；为了分类，必须加以确定，或是划定界限。混乱是不容置疑的，它不是一种系统，而是繁多性。它是繁多的，出乎意料的。混乱是流动的”。⑩而这种反转正是为了激活在理性和话语领域中“混乱”“非话语”“非表象”的流动状态以打开面对现实的新的可能性。所以当迈克尔·陶西格(Michael Taussing)重提德勒兹的格言时说：“‘如果这不是一个系统，而是一个“神经系统”呢：其中的秩序在它被察觉的那一刻变成了无序？’德勒兹写道：‘混沌与灾变，就是所有形象化数据的崩溃，所以就已经是一种搏斗，与俗套的搏斗’……所以，我们把德勒兹的话当作批判理论的一条格言，哪怕它看似隐晦。”(11)正是看到了在“混乱”中所可能创生和生成、所可能搏斗出的新秩序，所以德勒兹的话成为批判理论的格言。马苏米也用了“脱胎于混沌的秩序”(12)来描述德勒兹的“情动”。可见，“情动”的非理性意涵正是来自这种正在生成中的流动、混乱和无序状态。当然必须强调的是，启用“混乱”与“秩序”的二元对立，并且将这对“孪生姊妹”的位置反转，正是一种现代历史和时代的症候。 这个症候可以参考福柯对现代知识型的论述来理解，福柯以经验和先验所构成的人的限定性为参照把现代知识型具体化为我思与非思、自我与他者、起源的退却与返回这三个对子。(13)这三个对子成为思考现代知识的“孪生姐妹”，一方依赖另一方而存在，相互依存却会在不同的历史与现实情境下启动对不同方的侧重点，当混乱、他者、非思一极成为侧重点时，它们不仅具有二元对立的另一极反客转为主的含义，还启动了对现实的流动状态的关注。这种流动性在现代欧洲不仅仅指向两次战后的混乱、失序与人们的荒诞感，同时指向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整体反思和主动寻求新的可能的努力。所以德勒兹的“情动”概念显然是要放置在福柯和塞尔意义上的混乱的中间状态、流动状态，其实也就是放置在上文所说的二项反转的另一极，即非思、他者等历史与理论的维度来理解。在这里，非表象并不仅仅指向表象的对立面，而且指向没有获得有效表象的流动状态。非表象因此描述了“情动”概念的重要特征，即有一些流动性的东西我们尚且不能用合适的表象语言加以表象，这种非表象的表象化正是我们理解当下和朝向未来的过程。波兰尼论及现代西方世界面对工业革命的大转型时说：“自然科学的胜利在理论上固然是真的，但就当时的实际重要性而言，却无法与社会科学相比。由于后者而使自然科学取得反对因袭与传统的地位，并且，在现代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的是，自然科学因其与人文学的关联而得到很多好处……工业革命的智识源泉是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它把自然的力量变成被人类支配的力量。”(14)工业革命前后，人文与社会科学改变了对“人”的既有假设后，新的空间才在自然科学中打开，所以人文与社会科学对科学、对整个社会意识的解放都具有重要意义。参照波兰尼，非表象作为“情动”概念的意涵的力量正在于此。正如斯宾诺莎所说：“我将采取我在前面两部分中考察神和心灵的同样的方法来考察情感的性质和力量，以及人心征服情感的力量；并且我将要考察人类的行为和欲望，如同我考察线、面和体积一样。”(15)尽管斯宾诺莎在神学背景下谈论人的科学，但他所说的像考察“线、面和体积”一样考察人的情感和欲望，非常清晰地说明了他的努力，他不是为了非理性才研究人的感情，而是试图致力于思考新的人的标准才用几何的方法研究人的感情。也可参照汪民安所说，斯宾诺莎“重新勾勒了人作为情感主体的生存样式”。(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