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0257—5876（2000）01—0140—10 金惠敏（以下简称“金”）：谢谢您接受我的谈访—对话提议，施瓦布教授！您最近的两本新著《无自我的主体》（Subjectwithout Selv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和《镜子与凶手王后》（The Mirror and the Killer-Quee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6）主要讨论了两个相关的主题：主体性（Sujectivity ）与另类性（Otherness）。我想今天就与您集中谈论这两个问题。但是， 由于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两个话题代表了西方60年代以来理论批评的历史轨迹，所以我希望我们又不局限于此，最好可能由此深入到更广阔的当代西方文论世界。 现在让我们从“主体”开始吧！主体，主体性，自我，情感，人道主义，以及其它与此相关的观念，在当代西方文论界似乎已经陈腐不堪，或者用沃尔夫冈·伊瑟尔在90年代初给我的一封信中一个比较温和的说法，“不受欢迎”。我们知道，尼采早在上个世纪就宣布过“上帝之死”，本世纪更有福科的“人之死”，约翰·巴思的“作者之死”。在这种理论潮流中，您选择一个他人可能避之唯恐不及的话题，我不知道您究竟有什么特殊的考虑。没有自我的主体还是主体吗？如果说它不再是主体，那么为何您仍以主体相称呢？ 盖布里埃乐·施瓦布（以下简称“施”）：我想首先把您的意思搞清楚，然后再谈我的看法。您说像主体、自我、主体性或情感“在当代西方文论界似乎已经陈腐不堪”。您的意思是否就是说我们的学术文化已经有些忌讳谈论某些话题？是否我们被迫在措辞上与西方人道主义传统实行某种决裂，因为它的基本哲学原则已经变得陈腐不堪？一个撤除了对于主体性的任何关注的理论将会是怎样的一种面貌呢？不过，当然啦，我还是需要更为历史地回答您的问题。80年代当我写作《无自我的主体》一书时，像“主体的死亡”、“人道主义的终结”之类的宣言在批评和理论界相当时髦。它们产生于一场西方传统内部的自我批判，一种与其启蒙运动遗产的深刻的对抗以及对它的重新估价。在这场运动中，像“主体的死亡”之类的宣言，如您所知，是直接针对笛卡尔有关主体性的遗产及其身心二元论的深远的文化意味和认识论意味的。请不要误解我：我也赞成这种批判，甚至也愿意将我自己的著作看成是这种对于笛卡尔主体性的批判。我所反对的是某种对于主体和主体性的全盘否定。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对于在哲学和理论中反笛卡尔转向的严重误解和简单化的结果。我们可以完全地抛弃笛卡尔主义，但是主体和主体性的问题却仍将存续下去。所以与其抛弃这个仍然葆有生命力的理论研讨话题，勿如探询一下笛卡尔的主体概念究竟是什么，并进而发展出一些新的主体性和自我主体性的理论，这就是我在《无自我的主体》一书中从一个文学批评家的角度所采取的立场。在我看来，以为谈论文学可以不涉及主体性理论，即使这种理论事实上仍然内在于其中，好像总是一个荒谬的念头，因为文学语言与声音、主体性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然，这么说也不是毫无道理的：您所提到的那些宣告主体死亡的重要批评家如尼采、福柯，他们自己已经发展出强有力的在笛卡尔主义之外可供选择的哲学理论。（我想我们应该将弗洛依德也加进来，把他看作是本世纪对于笛卡尔主体思想的最深刻的批评家。）尼采关于“上帝之死”的宣告并没有阻退各种主体性理论，恰恰相反，而是赋予它们以一种新的紧迫感。福柯的一些最核心的概念，如“代理”、“知识政体”，均源自于在思考主体性时将其与政治性的和体制性的东西相联系的理论模型。记住如下的事实非常重要，即正是在呼喊“人的终结”这本书，书名也叫《人的终结》，他还将精神分析和人种学称作能够生产当代人学知识的新学科。而且，您知道，福柯在其后期著作里，不是离开而是返回到主体和自我问题。我自己的理论既吸取有精神分析学的因素，也从人类学中获得滋养。我试图以此把主体性在一个被相当后笛卡尔的理论氛围浸淫的文学中所扮演的角色理论化。此处我想再顺便提及一个有关的情况作为我们的历史援证：近年，在德国哲学人类学界发生了一场全面的论争，这场论争可以贴切地以一个有关这一主题的重要出版物来命名，即“人死之后的人类学”。我想，这场论争的主题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我想特别地声明一下，在这样一个语境中我从来没有号召过“回到主体”，而是主张依据当代文学的发展反思与重构主体性观念。其间文学理论自身已经历史地远远超过了您所提及的“主体之死”、“作者之死”之类的声言。这些声言因后结构主义与解构论而生，极盛于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而就在同一时期，主体观念另一方面却蜂拥而归；其中部分原因可归之于批评理论从“文本性”到“文化”的范式转换。其时所有的新的理论运动，从后殖民理论到文化研究，到女权主义和性别研究，到批评的种族理论和人种批评，甚至包括生态批评，等等，它们都重新认定了根据新的理论范式和参照系发展新的主体和主体性观念的紧迫性。所以，在我当初宣称“坚执的主体”时，虽然在某些理论圈子里这么做确实相当不合时宜，但是我的主张最后却被理论和批评的历史发展证明是正确的。 金：这就是我们常常称颂的“理论家的勇气”。我欣赏您作为批评家的勇气和胆识。主体在您的笔下回归了，但它不再是笛卡儿意义上的那个主体，而是后笛卡尔意义上的。在我的阅读中，您是从语言这个视角来构筑您自己的新主体理论的，或者至少说语言是一个比较方便的窗口，透过此一窗口您能够确定无疑地看见主体，是吗？但另一方面我想说也恰恰是从语言学研究出发，一些批评家如拉康、德里达将主体与意义逐出了文本。我想知道您怎样在主体与语言的关系上与他们相区别。我希望您能谈得具体一点，比如说举出文学例证来。 施：不错，我所坚持的正是主体将自身铭写于语言。没有这样的一个铭写，语言将是一堆僵死的东西，甚至最终根本不再会有语言的存在。对此，我想即使拉康和德里达也不能否认。我与拉康（德里达次之）的主要分歧可能在于怎样解释主体同时也被语言所讲述这一命题。当代法国理论一个最有影响的特征是，在主体中把语言和象征秩序构形为另类和分解性力量。对于拉康来说，主体进入象征秩序之后，其异化即几成为本体性的。拉康倾向于将主体被另类的否定性塑造本体化和普遍化。象征隔离了主体与它自身（他自身／她自身）。在拉康看来，讲述的功能就是把主体与其自身强行割裂。在拉康这一对于主体异化的论述方式中，我仿佛看见某种文化偏执狂在作崇。这在《自我与另类》（卷一）中变得尤为昭著。他写到：讲述的功能是“如此坚定不移地趋向于另类，以致于它甚至不再是一种媒介，而是一种隐在的暴力，将另类简化为主体自我的一种联结性功能。”与拉康不同，我认为主体为另类所塑造并非只是否定性的。它是一个十分矛盾的过程，也是一个因文化不同而可能差异极大的过程。在这方面我发现D.W.温尼柯特（D.W.Winnicott ）和克里斯托弗·波拉斯（Christopher Bollas ）的理论具有相当的说服力。母亲／守护人或一种文化环境促使婴孩进入象征秩序的方式，也可以在肯定的意义上被看作是一个对于婴孩需求的转变性应答，一个对于该婴孩的镜象作用，这种镜象作用远比拉康在其关于镜象阶段的分析中所能认定的要更加符合婴孩的需求。同理，促进婴孩构词经验的方式，如波拉斯所雄辩地证明的，也可以是极富创造性的和愉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