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于1921年9月发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一文并在其中首度使用“文学典型”①起到今年，来自西方的现代典型理论在我国文论界旅行时长已刚好一百年整。这一外来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中的跨文化百年旅行及其主流化进程，曾是如此地成功并富有权威，以致人们可能忘记一个事实：这种典型理论本来产自西方。这一点至少表明，在西方异域生长的典型理论已成功地完成其东渐使命，在原本陌生的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成为中国现代美学与文论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但与此同时，中国明清小说评点中兴起的人物“性格”等与西方典型理论相关的传统学说，却陷入一度被遗忘的窘境中。还应当看到，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典型理论在中国文论界的影响力一度呈现持续下降趋势，甚至芳踪难觅，直到大约20世纪末与21世纪之交才又显示出某种回归迹象。外来典型理论在中国的跨文化旅行虽刚百年时间，竟已历经盛衰起伏的奇妙演变，这一事实应当引人深思。现在回头对典型的百年旅行轨迹作一番简要追踪是必要的，②有助于冷静而全面地梳理外来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旅行的历程，在此基础上对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建设及其对自身古典理论传统的传承作新的反思和建树。 一、典型之转型和构型 来自西方的“典型”观念是从“五四”时期起逐渐传入中国的，理论的旅行过程同时也是本土文化在接触一种异文化时所必然遭遇的抵抗、认同及变异等复杂的演变过程。由此看，典型理论从在现代中国登陆之始至今，先后经历过不同的旅行驿站或景观，尤其是发生过若干变迁，其间可以大致概括出转型、构型、定型、变型以及再构型等五个时段。 首先，1921年起的10年为文学典型在中国登陆、发生或转型期。鲁迅在从德译本转译俄罗斯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为这篇译作写了序言《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这篇写成于1921年4月15日并发表于当年9月的序言，特别介绍阿尔志跋绥夫本人为自己的小说《赛宁》所作的辩护，强调他写的是“典型”人物，“这一种典型，在纯粹的形态上虽然新鲜而且希有，但这精神却寄宿在新俄国的各个新的，勇的，强的，代表者之中”。这里显然已经在“新鲜而且希有”的个别却又能具备“新的”“勇的”“强的”的“代表”性的意义上使用“典型”概念了，也就是在后来人们公认的典型理论的准确的精神内涵上运用这个概念了。鲁迅对此介绍说：“阿尔志跋绥夫是诗人，所以在一九○五年之前，已经写出一个以性欲为第一义的典型人物来。”这应当是目前所知汉语语境中第一次使用来自西方的“典型”概念去作文学判断。鲁迅看到，该作家自己已经意识到赛宁这个“典型”只是“现代人的一面，于是又写出一个别一面的绥惠略夫来，而更为重要”。③鲁迅对此予以高度评价：“阿尔志跋绥夫是俄国新兴文学典型的代表作家的一人，流派是写实主义，表现之深刻，在侪辈中称为达了极致。”④这里就明确使用了“文学典型”这一范畴。 鲁迅从德译本转译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并为其撰写该篇译序时的具体做法和特定背景值得注意。据有关研究，“鲁迅在文章《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里确实大量地化用了日本翻译家升曙梦、德译本《革命的故事》译序(包括阿尔志跋绥夫写给威拉特的信)的许多阐述。把这些化用都找出来以后，便能够清楚看到文章第三部分关于绥惠略夫人物形象所作的分析，原来都是鲁迅自己的思考，而非借助于化用得来的。”⑤由此具体做法可知，鲁迅对“文学典型”理论的翻译和介绍，一是借助了德译本的翻译和介绍，二是同时还借助了日译本的翻译及相关介绍，三是有自己的独特阐发。鲁迅还在写于1920年10月30日的《〈幸福〉译者附记》里，在引用阿尔志跋绥夫的自叙传后写到，这位作家虽然没有托尔斯泰和果戈理“伟大”，但是“俄国新兴文学的典型的代表作家的一人”。当然，“他的著作，自然不过是写实派，但表现的深刻，到他却算达了极致……阿尔志跋绥夫的著作是厌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带着肉的气息。但我们要知道，他只是如实描出，虽然不免主观，却并非主张和煽动；他的作风，也并非因为‘写实主义大盛之后，进为唯我’，却只是时代的肖像：我们不要忘记他是描写现代生活的作家。”⑥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直接使用“典型”一词；二是判断阿尔志跋绥夫属于“写实派”即现实主义，但又指出他在“表现的深刻”上“达了极致”；三是指出该作家虽然有“厌世”“主我”“肉的气息”等消极面，但又能够“如实描出”，提供了“时代的肖像”，所以称得上是一位“描写现代生活的作家”。这里的论述同译序里的论述在意思上是大体相近的。 同时，还应当注意的一个特定背景在于，在从事这译介工作的同一时间段里，鲁迅正处在《头发的故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等一系列后来收入小说集《呐喊》的小说创作过程中，这些小说均发表于上述译文发表前后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如《头发的故事》见于1920年10月10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风波》见于1920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故乡》见于1921年5月《新青年》第9卷第1号，《阿Q正传》分章载于北京《晨报副刊》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每周或隔周刊登一次)。其中，《头发的故事》还特地让小说中人物引用阿尔志跋绥夫的话说：“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⑦鲁迅自己身处这样的小说创作过程中还不忘同时着力译介阿尔志跋绥夫小说，不能不说，该俄国作家的作品难免会与译者鲁迅自己的小说创作心理形成相互交融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