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是的，我无法确切地描绘出我的“职业心态”。我爱它吗？喜欢它吗？有着那种解决问题的冲动和科学发现的乐趣吗？1978年我有幸进入社会科学院的时候，我是立志要成为一个“科学家”的。20年弹指一挥间，除了短暂离开了那么几年，我有17年的时间在学习和研究岗位上。我人生最宝贵的年华交付给了漫长而又短暂的挑灯夜读、奋笔疾书的岁月。当然，这也伴随着苦闷和彷徨，伴随着对空掷岁月的无奈和无所作为的遗憾。这种感受是复杂的——这不是一个成功者的感受。在世俗的眼光里，我是最高学府的研究员，这个学术职衔是可以让人松口气的。在这条所谓的“黑道”上，我总算走到了尽头而且前面的生命之路还很长，加上我的博士学位，加上我已出版的几本专著、一些论文、很有影响的几套丛书，以及主持国家“九五”项目，我是否还可算作一个本领域的成功者呢？ 那就看你用什么标准去衡量了。在这一点上，我不失自知之明。这倒还不在于我时时感到自己知识的欠缺，所知所为在知识人的海洋里极为渺小。而且还在于，我对自己的职业始终抱着根深蒂固的怀疑和不满。有时候，我像困在牢笼里的狮子，渴望着冲开锁链去叩望一下自由的天穹。 1981年硕士毕业的时候，我有机会去做别的事情，我选择了研究工作；1988年博士毕业的时候，我有机会去一个重点高校，我又选择了留研究所。搞专职研究的选择犹如诺曼底登陆般冒险一搏，我对我的一生事业绝无把握。 我想做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十年前夜不能寐的徘徊历历在目。世界上有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职业，如当医生、当教师、当经理，甚至当一个推销员。 每每辛苦一天，至少可以睡个安稳觉，当然，搞科研也是有让人踏实的时候，如搞工程、搞技术发明，即使搞社会科学研究，也由于对象的明确性和某种程度的可操作性让人感到踏实。 而我们这个行当，实在是令人担惊受怕。我在博士毕业以前，已在科学院学习和工作了8年。 我目睹一位位名声显赫的先生怎样地退出生活的舞台。是的，有的写了三本书、五本书、十本书，但放在浩如烟海的书架上，其实这些书又算得了什么？有些可敬的老先生去了“八宝山”，我知道，除了亲友的思念之外，很快一切都像不曾发生。人们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每日感兴趣的话题如同契诃夫、果戈里讽刺小说的场景重现。 80年代我们疯狂过，写啊！写啊！仿佛一切从自己开始，一切从零开始。书一本本地出，话题一次次地换，坚持到现在，同辈人、同道人改行的改行，出国的出国，下海的下海，各人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只有一些“想不开”的迂夫子，在孤独中思考和煎熬。 二 我在精神上是认真的。 我最认真的，也是最不该认真的是，我想寻求研究的“前沿”。也正是这个“前沿”让我苦恼不已。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资料室存有1949年～1999年的主要论文剪报。当你以50年的线索去搜索某个专题研究时，你会惊讶地发现，文学研究的过程充满着浪费、无用功、重复生产和无意义。如果一个人一生就写了这些东西，那么，他视之为神圣的东西只不过是废纸几页而已！ 是我们这些人不聪明？智商低？当然不是。但是，再聪明的人当你面对一场杂乱无章的竞赛时，你可能既找不到跑道，也找不到终点，甚至找不到对手。 至少文学研究的现状是如此。 半个世纪，这是个不短的日子。20年，也足以构成某种历史了。然而，细分起来，其实这20年我们只不过是在开始寻找规范，寻找游戏规则，寻找可能形成的前沿和构成知识增长的台阶。“文革”前17年我们与世隔绝，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我们片面地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寻求文艺学的定位，结果对外界的发展一无所知。“文革”中将这一倾向发展到极致，当然谈不到作为科学的文学研究的正常进展。 1978年以来的20年是文学研究的一个自然进程，其中杂乱无章的无序和属于科学探索的递进都混杂在一起。造成这种状态最主要的情况是：第一，起点时缺乏权威；第二，游戏没有规则。当然，谁会要求一个忙于从政治上拨乱反正的时代，一个“革命”的时代去讲什么书生气十足的规则呢？ 你说，我也可以说。同样的话不怕重复多次，同样的文字不怕重写多次。如饥似渴的出版商与如饥似渴的读者一样头脑发涨。这是一个渴望变革而无法寻求秩序的时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1985年被文学界称之为“语言年”——我知道，这不过是几个博士研究生在拥挤的宿舍里拍脑袋想出的点子。如果我们当时知道西方的文论界已向“新批评”告辞，《文学评论》发表的那场闹剧式的笔谈也就不会有什么市场了。同样，我们也以比较成熟的心态领略了“新写实”、“新状态”等等的命名，这不过是故技重演而已。 80年代末大家已感到文学研究、批评的混乱了。无论是评奖、立项、课题设计，都缺乏一个像样的学科史的考察。阶级斗争为纲的阴影在一部分人头脑中根深蒂固，而“追西族”也不甘落后。所有的所谓的“新东西”都是在重复西方学者的一些话语。从世界范围看，这绝对说不上是一种发现或创造。 三 90年代初，北京的学术界在反思和求索。我无法忘记那段日子朋友间的彻夜长谈。那是一种求道的殉道者式的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