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中国大陆有过两次大的学术讨论：人文精神与传统文化。但由于某种政治文化情结的干扰，两次学术讨论都在情绪化的贴标签的过程中沦为一场混战。结果没有得到理论的提高，若有一些微小的好处的话，也许就是给参与者及旁观者一次机会检阅我们的政治文化情结对学术讨论的干扰。这干扰若不为我们清醒地认识，今后任何文史哲的学术讨论也必将风卷残云般的被卷离学术轨道。多元互长的学术之风将永远成为可望不可及的蓬莱仙岛。如果泛提文化多元，谁不举双手赞成？然而一旦讨论开始，多元很快就演变成二元，这二元是“用于四海而皆准”的革／保。一旦革／保对阵，情绪成了万丈黄尘，掩天遮日，于是讨论沦为混战。也许不是“黄”尘，而是“红”尘，于是私心大作，扔出去的煞手锏霎时间变成政治的革／保，谁敢不认输！这种“红尘”是近半世纪每次学术讨论必杀伤一批，杀“红”一批的主要武器。也许有人会说这两次学术讨论并无来自学界之外的指令，全属民间的，如何还会重蹈昔日的覆辙呢？那样考虑恐太单纯，要知意识形态的威力就在它能潜伏在人们的下意识中，在它的载体消失后继续放射它的能量，在上述两场讨论中正是它暗中指挥，煽动情绪，搅乱视野。二元对抗，革／保对立正是我们多年形成的意识形态。今天已成为我们民族特有的政治文化情结。它像一个大疤，结在我们的学术血管壁上，使得某些情感的传导，流至疤痕之处，就因为被死结阻塞而情绪波动，易怒，多疑，恐惧。多元观所需要的大度、包容、冷静、乐观的精神状态，因此受到阻拦。 世界上各民族都由于不同的历史情况、生存遭遇，而产生其不同的精神情结。有的是宗教情结，有的是种族情结，而我们近百年的斗争史使我们留下政治文化情结。我们的文化观被长期绑在政治的战车上，它的价值，如同一个仆人，看它能为主人（政治）的目的作出多少贡献而定。它是主人每一场战役的马前卒，杀身成仁在所不惜。回忆我们近百年史，哪一场大战不是从文化开始？反帝、反封建、反资产阶级、反修正主义以至最后的大战役，十年混战，不都是以文化战开始以政治战告终吗？难怪1994年虽然总部已他迁，不直接指挥我们的学术讨论，而训练有素的学者们，知识分子参战者们，仍然本能地自动站队，形成革／保对抗的两个阵营，这不能不说是多年政治斗争训练的结果，使我们永远不给文化以自由思考的空间。学术讨论一旦开始，很快就演变成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指挥下的革／保之争。这种二元对抗的思维方式扭曲了人们的视线，甚至使他们丢下原来的议题不管，相互指责厮打。例如在人文精神的讨论中原本双方都应当找出祸源，对准商业主义对人性的腐蚀与科学主义对心灵的桎梏，但双方却因为对治病提出相反的药方相互攻击，一个说应当提倡“崇高”，另一个说应当“躲避崇高”，前者是想以“真崇高”排除教条主义害人的“假崇高”，而后者的思路是直接反假崇高，这本无本质的区别只是策略问题，但双方却不断升温上纲，一个被指为染有奥姆教精神之嫌，另一个被视为玩世不恭、有失众望。混战搅混了水，“敌人”溜之大吉，一直到硝烟散尽也没有弄清何谓人文精神，何谓后现代，何谓幽默，何谓……。情绪型的讨论必然夸大其词，玩弄名词，牵强附会，虚设“真理”，一个要请“神”来镇邪，一个要找“鬼”来驱恶。正在两方叫阵时，邪恶早已溜走，或潜入双方的心眼里，在那里助阵。双方各自泄愤一番，却把问题忘在脑后，那里还有什么探讨的兴致。 在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讨论过程就更多花样。在主张重视传统的一方有完全不容西方的国学派，自视极高，甚至不屑以任何西方现代理论来阐释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现象，讲的是民族之“粹”之“纯”；在反传统的一方也是复杂的，或更复杂。有出于对“造反传统”的执着，无论如何不能对古老的民族传统有任何容忍，因为给传统喘息之机，就是倒退之时，就是不革命，就是对五四先哲的背叛，为了保护五四的神圣光环，绝不能改变初衷，去读古书，至少不能公开提倡。也有因为近日自己的对立面向传统频送秋波，本着“对方爱的我就恨”的多年思想感情的惯例，无论如何也不能与之合流，泾渭要分明，文化问题合流就会导致政治丧失原则。所以非不愿为也，实不敢为也。这自然是多年来阶级斗争训练的结果，如今已形成本能的反应。如果能识破在这个问题上“革”方与“保”方实则是一种思维的两种表现，都是将文化紧紧绑在阶级斗争的战车上。第三种状况更为迷离，这类自命正确的论者以西方第一世界的优势为自己的制高点，指出大陆知识分子假传播西方激进主义，实则变激进为保守，以暗中配合保守势力，这种指责实质上与文革时期的诋毁他者的手法十分相近，文革初时第一批工作组进入高校后就曾以“假左派真右派”的帽子打击了一些想挣脱思想束缚的知识分子，理由也是这些群众貌似革命、激进，实则为右派保守力量效劳。这种对群众的独立思考总是打上革／保、左／右的政治标记的惯性恶习，至今也难从我们的思想领域中排除干净，所以在一次关于如何看待文化传统问题的学术讨论中，从大陆移居海外的一位中年知识份子撰文指责所有谈“后”字的大陆学者都是化激进为保守，打着西方激进主义的旗号为保守势力效劳，故名之为新保守主义。这文章今天在海外被一些人传播引用到其他国际会议上，竟然流传开来，成了大陆“阶级斗争新动向”。围绕传统的讨论的第四种情况就是海内外忽然有一些人将对传统的拯救看成“民族主义”的复活。这二战后成为联合国精神对立面的野蛮丑恶的名词，沾满了希特勒的血腥和种族扩张的野蛮的名词，不知受到什么力量的指引，竞扣在拯救中华古老文化传统的倡议头上。好像我们必须继续革自己文化传统之命，才不犯“民族主义”的错误，此中奥秘是书生很难识透的。为什么英、美、法及欧洲所有文明国家都日夜守护着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唯独中国知识分子一提出尊重文化传统，丰富与革新文化传统，学习世界一切先进文化使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接轨，就成了“民族主义”者？我想提出这种看法的人仍然是醉翁之意不在文化，什么时候我们能使文化免受这种非文化的干扰，也许中国的古老文化传统才能真正被认识。这种出自各种非文化目的勇士们的干扰无论来自何方，实在是阻挠我们去拯救自己濒危的古老文化传统的最大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