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思潮，它们之间从理论对抗、融通到对话的过程，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有重要启示。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互补，更重要的是一种深刻的思想融通与发展，这种融通与发展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发展中也有较明显的理论回音。由于各自研究的立足点和取向不同，面对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种理论思潮，不同的研究者之间会存在复杂的阐释裂隙。在学理层面上深入这两种理论思潮的对话过程，阐释它们之间的“对话性”及各种阐释裂隙所蕴含的思想能量，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当代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 一、殊途与同归：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学理特征 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是彼此吸收对方的理论资源与思想观念，在理论与方法的层面相互融通发展，并深入影响对方的理论提升的复杂过程。这两种理论思潮分别具有不同的理论根源、学理逻辑及侧重点，各自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其理论观念的发展有着很复杂的社会、文化乃至意识形态背景，彼此衍生出了诸多理论支流。那么，它们是在何种意义上、在哪个层面上展开对话的？二者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对话？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理解往往影响了对这两种理论思潮发展走向及特点的分析，因此，关于它们的理论对话，在哲学逻辑和学理层面上还有很复杂的内容需要认真辨析。 “形式主义”本身是一个涵盖范围较为广泛的概念，它既包含艺术和美学理论层面的意义，也包含文学批评层面上的意义。前者指20世纪初以克莱夫·贝尔和罗杰·弗莱等为代表的艺术和美学理论；后者则通常指20世纪以来以俄国形式主义、语义学派、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为代表的注重文学语言和结构等审美形式研究的形式主义文论。形式主义文论由于受到“语言学转向”的影响，明显地表现出不同于形式主义美学与艺术理论的语义学批评内涵。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同时在美学和艺术理论层面及语义学批评层面上展开。形式主义美学和艺术理论重视审美形式所蕴含的美学价值，形式主义文论则从语言、形式、结构等层面进行深入细致的文学批评实践。它们都强调文学的基本审美感觉经验研究，这与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古希腊神话研究、人类学研究，以及关于“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等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中所展现出来的审美关切是一致的，这是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话的基点。 托洛茨基曾说：“形式主义竭尽全力地在理论上把自己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①这个判断曾使各种形式主义文论长久以来备受批评。但托洛茨基的这一观点不免有些以偏概全。实际上，形式主义文论内部在观念和方法上并非完全铁板一块、整齐划一。艾亨鲍姆在回顾形式主义文论的发展时说：“在形式主义者出现时，学院式的科学对理论问题一无所知，仍然在有气无力地运用美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的古老原则，对研究对象感觉迟钝，甚至这种对象是否存在也成了虚幻。”②艾亨鲍姆强调，正是由于发现当时的文学理论往往忽略对审美感觉经验的研究，他们才重视审美形式问题。这一点并不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对立，相反，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在美学方面的理论追求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以来形式美学的崛起为马克思主义文论走出“历史决定论”的外在批评理论模式找到了一条路径。 按照托尼·本尼特的看法，形式主义最早的理论渊源有两方面，一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二是康德美学的观念。③这两方面的理论渊源使形式主义研究具有浓重的现代美学意蕴，使之在理论发展的早期突出地强调文学批评内在的文本学研究特征，如兰色姆所坚持的：“如果一个批评家在诗的肌质方面无话可说，那他就等于在以诗而论的诗方面无话可说。”④但是，形式主义文论在发展过程中很快暴露出自身在理论取向上的缺陷。20世纪40年代以后，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中，形式主义很快衰落。在美国，“结构主义还几乎没站稳脚跟，它的前景便化为乌有”⑤，特别是在“德里达领导的解构之兵，成功地攻占了逻各斯的巴士底狱”⑥之后，形式主义文论所苦心经营的种种批评实绩土崩瓦解，它最初的种种理论期望，如建立所谓的“文本科学”，也就难以实现。不过，就批评理论而言，形式主义文论的内在不足却不失为一种理论发展更新的契机，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就建立在这种契机之上。形式主义文论的先天不足，使它具备了重新“历史化”的理论阐释空间。巴赫金、杰姆逊、阿尔都塞、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整合结构主义、符号学、意识形态批评等方面的理论成果，重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诗学问题以及基于审美形式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批评理念，使审美形式研究不完全限定在文本自身的范畴内，强调审美形式研究具有某种沟通社会和历史的理论潜质，从而展现审美形式研究蕴含的“文本间性”特征。这代表了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主要理论成果。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继承或接受的关系，而是体现了不同批评方法的相互影响渗透，这也说明了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离不开它们在哲学美学与理论逻辑上的一些基本的暗合之处，二者在不同语境中的理论与方法转换以及间离与呼应的关系，正是理论对话的基本形态。 二、审美之维：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理论路径 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对话存在着阐释上的多种可能性与路径。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评、杰姆逊的辩证批评与马尔库塞的形式批评，分别代表了这种理论对话的不同路径。 巴赫金在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他是最早将形式主义提到方法论层面而不仅限于语言技巧层面上来研究的文学理论家，同时，也是最早将形式主义文论的理论遗产进行批判性整合的批评家。在以沃洛希诺夫名义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中，巴赫金抛弃了索绪尔封闭的语言观念，强调语言符号的意义和反映的对象是一种“对话性”的生成关系，认为正确理解意义的生成机制，是语言的结构性转换发挥作用的关键。在后来的《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中，巴赫金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在文学史中已经得到运用，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诗学却没有产生，甚至至今仍没有出现。而且甚至没有人考虑过这一问题。”⑦他不认为语言存在着专属文学或日常生活固定领域的状况，提出语言的符号、结构和意义的作用的发挥有赖于说话者和倾听者之间的对话关系。巴赫金将语言的这种属性引向文学史以及文化史上关于文本的社会学阐释，探索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在承认一切思想现象包括诗学结构及其所有纯艺术性的审美形式都具有充分的社会意义的前提下，既消除形式主义方法对作品的盲目崇拜，又防止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诗学观念把文学变成某种意识形态的普遍形式，进而从整体社会文化语境入手，为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建立了有效的话语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