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为何要重提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关于浪漫主义的言说？这是阐释学语境中作为本文逻辑起点所隐含的首要问题。人们对长期与现实主义文艺分庭抗争的浪漫主义文艺并不陌生，20世纪中叶以来，学界对浪漫主义的不断反思让人们逐渐意识到，将浪漫主义视为一种文艺思潮和写作模式是不够的，正如将其视为一种自古存在的观念和历史发展中的人类永恒精神禀赋是缺乏现实意义的。人类前行至21世纪，科技的威力似乎已无所不及，文明却显出衰落的迹象，我们不得不面对道德褪色、目的晦暗、自由丧失的现代性隐忧。①两个多世纪前高扬个体自主性理想的浪漫主义能否为今人面临的现代性困境映照可行的出路，是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和探索的。 以赛亚·伯林向来以思想史家而非文学艺术史家知名于世，但仔细研读他的作品会发现，浪漫主义是构成他思想世界的重要板块，他以独特的创新思维成为引发对浪漫主义作出全面重新理解的重要学者之一。他首先强调浪漫主义作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运动，具有内在的复杂多样性，不要徒劳地追求一个万全的定义；继而以“主导文化模式”为突破口，追索浪漫主义对现代社会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历史原因和发展线索②，强调浪漫主义是“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和西方思想史的“第三次转折”③。伯林从观念史背景出发对浪漫主义的重新梳理和再度阐释包含着审美的维度，既在观念史领域为浪漫主义赢得了更多重视，也为深陷后现代言说困境的美学研究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思考路径。 一、浪漫主义研究脉络和伯林的问题意识 作为起源于18世纪末兴盛于19世纪上半叶的一场波及广泛而影响深远的运动，浪漫主义长期备受关注，百余年来此起彼伏的赞扬或批评已经证明了它的重要性。关于浪漫主义有太多研究和评判，归结起来主要可以划分出两种理路：一是作为文艺思潮或特定风格的浪漫主义，二是作为政治思想资源的浪漫主义，二者之间其实存在微妙的关联。 浪漫主义以根本对立于古典主义的艺术风格著称，无论在文学、绘画还是音乐领域，它打破古典主义的严格准则，倡导自由奔放的气质和活泼的创造精神。华兹华斯、拜伦的诗歌，雨果、乔治·桑的小说，德拉克洛瓦、透纳的画作，柏辽兹、勃拉姆斯的音乐，采用与之前判然有别的艺术表达形式，创造了全新的艺术典范。如果艺术无进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作为完全不同的艺术风格或许难判高下，批评家从对风格本身的品评转向对其中蕴含的审美及思想要素进行发掘渐成趋势。浪漫主义之于美学的重大意义在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中已初现雏形，正是艺术而且只有艺术才能把人性的各种分离的能力统一起来，向人性提供美德模型。施莱格尔兄弟、蒂克、瓦肯罗德、诺瓦利斯、谢林、施莱尔马赫等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者在这一点上都是席勒的信徒，把艺术看作教育公众的主要工具和社会、政治改革的关键。浪漫主义的两种研究理路在这个意义上发生了密切关联，浪漫主义者在对艺术的信仰中找到了社会和政治改革策略，这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的关系。长期以来的研究都倾向于把浪漫主义作为对启蒙运动的反动，浪漫主义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宣告了启蒙运动的终结。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细化，这种习以为常的观点被认为是误导的过分简化，应该以更丰富和复杂的视角看待二者的关系。 弗雷德里克·C.拜泽尔指出，早期浪漫主义者“没有把自己放在与总体上来说的启蒙运动相对立的地位”，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抗击启蒙运动，而是要消解它在18世纪末的危机”，他们在某些方面强烈批评启蒙运动，在另一些方面坚定地认同启蒙运动，他们“忠实于启蒙的两个根本观念：激进批评和公众教育”。④在拜泽尔看来，以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和《雅典神庙》杂志为核心的早期德国浪漫主义主要是一场赋予艺术巨大重要性的美学运动，旨在通过复兴德国艺术达到复兴德国文化和政治生活的目标，浪漫主义者的理想与启蒙运动的理想发生重叠，只不过它采取了与后者不同的实现手段。启蒙运动信奉理性“对不管是天上还是地上的一切东西都有批评的权利”，这种激进批评的态度在抗击教条和偏见的同时把人类推向了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深渊，也使人从自然中异化。浪漫主义者找到的逃脱困境的方法是，“只有艺术才能填补批评的致命力量所留下的真空”，当理性作为否定性、毁灭性的力量打破原本的社会及共同体的基础时，艺术作为一种肯定性、创造性地力量藉由想象重建这些基础。⑤ 纵观20世纪以来对浪漫主义的评价，无论出自文艺评论家还是政治思想家都更倾向于否定和批判，浪漫主义对现实的积极介入变成对艺术自主性的妨碍，浪漫主义对个人主体性和审美力量的推崇变成荒诞、疯癫、暴力、极权的罪魁祸首。哪个才是浪漫主义的真面目？这些罪名是浪漫主义理应承担的吗？文化史家雅克·巴尊首先挺身而出为浪漫主义辩护，在一群讨伐声中力图洗刷浪漫主义的污名，回到历史情境中还原浪漫主义的本来面目。⑥伯林接续了巴尊的研究，但他的态度比巴尊中立，他的目的不是为浪漫主义正名，而是从浪漫主义中寻找缓解现代性病症的良药。如果说巴尊文化史家的身份使他由于对艺术的偏爱而与浪漫主义贴得更近，那么伯林政治思想史家的身份则使他始终保持与艺术适当的距离，带着现实的清醒的考量观察、研究和评判浪漫主义，在审美文化层面的品评之外多了一重伦理道德层面的关怀。伯林在浪漫主义中发掘的思想资源既是对崇尚科技理性思维的启蒙现代性的平衡，也是对沉迷一意孤行之境的审美现代性的纠正。 “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⑦在波德莱尔发表了关于现代性的著名定义之后，传统遭受愈发粗暴的拒绝，艺术想象力作为美的源泉大行其道，现代性转瞬即逝、变幻不息的一半逐渐压倒并最终根除了永恒和不可改变的另一半。现代性的美学原则为全面反传统提供了理由，也为个体艺术家完全自由的意愿提供了理由。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中对人类生活缺失永恒的维度和稳固的根基所面临的困境有一番描述：艺术上的文化自律性转移到生活领域，“后现代主义的时代特征要求早先展现在幻想与想象中的东西也要在生活中上演，艺术与生活之间没有区别，艺术中许可的任何东西在生活中也是许可的”，曾经由一小群志同道合者践行的生活方式被许多人效仿，并支配着文化舞台，这种变革的出现根源于文化与社会结构的根本分离。⑧贝尔是在后现代语境中敏感于审美现代性大张旗鼓造成的困境，伯林则是在反思启蒙现代性的语境中聚焦审美现代性的史前史，从审美现代性的源头——浪漫主义出发，在这场空前的艺术支配生活的运动中寻求社会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