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说文本的解读，传统的分析路径往往是通过母题的归纳或结构的中心化，驱使小说文本中诸多元素最终汇聚到小说的主题或主要结构的框架内。正如一部颇有影响的文学理论著作所认为：“情节和叙述结构本身又是由较小的叙述结构即插曲和事件组成的。”“一部戏剧或小说的情节是由许多结构组成的结构”(沃伦243)。这种小说结构观念，将小说文本视为不断层级化和中心化的凝聚物。在这种小说审美观念指引下，文本中任何人物的微小动作或表情都要被“带离”小说文本现场，去接受最终意义的询问和确认。 这种小说观念是没有“累赘”的小说观，以为小说文本中种种漫不经心的“闲笔”或骚动不安的“杂语”都是从文本的意义中心派生出来的，如此，任何有意或无意的意义反转或游离都会为中心意义系统所征服，并归入文本意义系统之中的某个层级。正如尚处于结构主义时期的罗兰·巴特所言：“一切都有意义，或者没有什么是无意义的。换言之，可以说艺术并不承认‘噪音’(在信息论的意义上)的存在：它是一个纯系统，其中没有也绝不会有‘被荒置的’单元，不管使其联系于故事诸层次的线索有多长、多松散、多纤细”(巴特112)。如此说法，假定文本具有坚实的意义根基，并且这种意义根基的中心位置具有强大的吸附力，文本中所有动作细节、心理过程都要并可能通过“中继点”抵达意义的中心。为此，罗兰·巴特为叙事文本设定了“功能”层、“行动”层、“叙事作用”层，上下层级的关系是主从关系，“功能”层的所有叙述所产生的意义都要在“行动”层的层面上寻求安置。人物的一个转瞬即逝的思绪或是一个看似无心的口头禅，最终都要在一个更高级的层面上获得意义的确认。因此，便有如下的理论假定：“我们认为一个叙事的所有行动，无论其看起来多么无关紧要，都应加以分析，都应整合入一个我们应当加以描述的秩序之中：在书写文本中(与口头叙事相反)没有任何言语特点是无关紧要的”(巴特147)。问题不在于看似“无关紧要”的叙事能否被确认意义，而在于这种意义是要吸收进一个中心化终极化秩序之中，还是允许某种“无关紧要”的叙事在文本自行其是，生成出与中心主题不发生主从关系的意义版图呢？小说文本叙事的职责是试图不断“驯化”各种“无关紧要”的内容，并且将所有的“无关紧要”的内容聚拢到一个意义中心点，还是认为小说叙事有可能是从某一种主题到另一种主题的漫游呢？罗兰·巴特进一步强调：“在古典叙事中序列倾向于包括讲述得尽可能完全的事件：存在有一种叙事迷执性，它以尽可能最大量的决定作用包围着事实，例如，叙事将同时前置有行动的条件和原因。事实(或者事实于其中表达的行动结)由其前件予以扩展(这一过程的典型例子是一种倒叙法)。从行动的观点看，叙事艺术的原则(或者说它的伦理)是补足：它相关于产生一种话语，此话语充分满足完全性要求，并使读者免除‘空虚的恐惧’”(巴特155)。“不可逆转性构成了古典叙事的可读性”(巴特156)。如此，“扩展”都是为了“补足”，“补足”意味着一种意义的“捕捉”。这种意义的“捕捉”，造就叙事的“不可逆转”。“不可逆转性”意味要以情感的饱和度和动机的合理性支撑主题，以行动、动机与情感的“完全性”去造就结尾的“不可逆转性”。然而，事件结局的“不可逆转性”不等于文本主题的“不可逆转性”，包法利夫人死亡的“不可逆转性”不等于《包法利夫人》这部小说的主题具有“不可逆转性”。情感、动机和行动的“完全性”不等同于小说主题的“完全性”或“纯粹性”，情感、动机与行动的“不可逆转性”，不意味着主题的“不可逆转性”。福楼拜给予包法利夫人的死亡以可信服的结局，包法利夫人死亡背后，虚幻与真情、浪漫与庸俗的观念争夺则不是下达一个“不可逆转性”的主题就可以做一个痛痛快快的裁决。 事实上，哪怕是一种古典叙事，或是一则童话，结尾的“不可逆转性”也不见得足以维护主题的“不可逆转性”，灰姑娘故事这一英雄救美的叙述中是否潜伏着性别歧视的种种预设呢？甚至同样“单纯”的小红帽这则童话，在《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的寓意分析看来，充斥着诸多相左的文化意义：“为什么民俗学者、女性主义者、心理分析学家、诗人、广告业者，甚至我，对小红帽这么感兴趣？答案是在小红帽单纯的外表底下，在红色连帽底下，具体呈现了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复杂且基本的课题。她的故事提到恒久不变的主题，包括家庭、道德、长大成人、迅速闯入外面的世界及男女关系。其情节汇集各种相对事物的原型(诸如是非对错、男女、强弱)，透过这些原型来探索文化和社会阶级的界限，尤其是探讨这些事对男人、女人有何寓意。小红帽和野狼栖息的地方，称为森林或人类的心灵，这是人类英雄故事的光谱聚焦之处，也是显露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地方”(奥兰丝汀8)。于是，小红帽的真面目纠缠着各种立场的诠释：纯洁与色情、受害者与尤物、邪恶与男人味都通过各种立场从童话文本中分泌出意义。性、权力与童话相互纠缠的意义关系在一个童话及其变体中随时间穿行。如此，看似简单的童话情节，叙事以及主题的“不可逆转性”被瓦解了。特别是通过女性主义立场的观念分析，小红帽所涉及的寓意矛盾重重，小红帽的象征性被多面打量且交相冲突。 恐惧可以变为诱惑，训诫可以转身为色情，一则童话在不同语境的阐释中完全可能浮现差异明显的不同主题。那么，一部更为复杂的长篇小说，其文本内部各种意义脉络发生龃龉、抵牾的可能性是不是更大？再进一步，面对一部观念性较强的长篇小说的解读，是将各种意义脉络收纳到一个确定的主题框架内，还是充分警觉小说中情感、观念乃至叙事技巧的不协调所在，突出长篇叙事文本所承载的人的情感与观念的多面性乃至多面的两难性？ 如果小说解读是以叙事内容在扩展中被巩固为预设前提，那么，这样的小说解读会不会有意或无意过滤掉与预设主题不协调的杂音与变调呢？小说解读是提交文本中的情感、观念与叙事方法的难题，还是围绕某种核心主题进行“单纯化”处理呢？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小说解读观。将小说文本作为稳固的主题载体，还是看做各种观念与情感交织的意义场域并且其中各种意义系统此消彼长甚至永无安宁之刻的“活动体”，这是两种很不一样的小说叙事的解读观念。 卢卡奇在他的早期文论《小说理论》中已经充分意识到现代小说是与史诗迥异的文体：“小说是上帝所遗弃的世界的史诗；小说英雄的心理状态是魔力；小说的客观性是男性成熟的洞见，即意义绝不会完全充满现实，但是，这种现实没有意义就将瓦解成无本质的虚无：所有的这一切说明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它们标明了小说塑造的可能性从内部划出的一些界限，同时又明确指出了历史哲学的瞬间，在这种瞬间，伟大的小说是可能的，在这种瞬间，它发展为必须言说的本质事物的象征，小说的信念是成熟的男子气概，而它的素材的独特结构是它的离散方式，即丰富的内心和冒险的分裂”(卢卡奇80)。与史诗的“神性原则”联系着的英雄的精神世界的统一性不同，卢卡奇所言的小说“异质离散”性，其分析对象主要是十九世纪的福楼拜小说作品。所谓“异质性”，多是由于主人公的思想感受与外界越来越难以协调导致的，其“离散性”，是主人公的行为做派碎片化，难以形成一个中心化的价值准则。“从写作的布局来看，心灵追求最大的连续性，因为只有在未被任何外在者所打破的主观性中才有一种生存；然而，现实却瓦解为相互完全异质的碎片，这些碎片甚至也不像《堂吉诃德》中的冒险具有定在感觉上独立的亲和力那样，是孤立的，所有的碎片都仅仅靠所体验的恩赐情绪来生活，然而，这同一情绪将通过其反思的虚无中的整体被揭示出来”(卢卡奇109)。这种“心灵的连续性”不等于“心灵的统一性”，“心灵的连续性”前提是主人公的心灵与外界隔绝化、疏离化、变异化。卢卡奇最推崇的“幻灭的浪漫主义”的作品如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小说主要叙述一位一事无成的外省青年与外界无法融合的内心世界。现实已成碎片，主人公的思绪和感受只能接应碎片般的现实，只有连续性，没有总体性。于是，困惑、犹疑、退却、糊涂、自相矛盾，这种种情感与观念都在这位外省青年人身上打下烙印。这意味着对此种文本的解读，如果试图将各种“碎片”收拢到一个主题之下，那么，“收拢”的统一性追求有可能将诸“碎片”的奇异特质以及自相矛盾性过滤掉，相反，如能提交碎片化的诸观念与情感的交错性、驳杂性、误解性、易变性、自相矛盾性和随波逐流性，勾勒各种观念和情感在文本中的互不兼容的复杂关系，显示诸种观念与情感如何冲突、嫁接、将就、妥协、媾和或瓦解，发见各种意义脉络如何逗留、篡位、混杂、消退或崩溃，那么，小说文本中的初始主题就不是仅仅作为被巩固的对象一以贯之，而是作为一再受到干扰甚至阻滞、扭曲、截断的观念与情感产物在生成之中不断变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