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良知的问题往往也就是关于常识的问题，这常识未必就是铁板一块，它可能发生变化，也可能包含分歧，而且很难被兑换成某种确定的道理，但是常识这种东西总会是存在的。经常会有常识受到挑战的时刻，就像有些并不漂亮的人说自己漂亮，有些并不会写诗的人说废话也可以是伟大的诗，这时你若同他们争论，必定是徒劳无功，但你若静观其变，就会发现那实在不漂亮却自以为漂亮的人，人们并不把她印在挂历上；而那些自认为会写诗的人，过不多久也就销声匿迹。这当然不能作为一个绝对可靠的判断标准，但却是常识基本的表现形式，既然是常识，就应该是能结束争论而不是制造争论的，所以它不是可以随时拉来凑趣的“理由”，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趋向。正因为如此，有关良知沦丧之类的抱怨，人们一般的态度是既重视又不重视，重视是因为良知沦丧毕竟是大事情，不重视是因为良知不是那么容易沦丧的，否则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叫它良知，而完全可以用“风俗”、“传统”、“流行观念”之类的词来代替它。 良知也好，常识也好，最好是让它潜在地发挥作用，如果把它本身推上前台，则又成为可以争论的理由。比方说文学一直被认为是圣洁的事情，如果有人在作品中加入大量有关性的描写，会让人感觉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就是因为常识受到了挑战，或者说，常识做出了判断。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说：“有良知的人都知道文学是圣洁的，那些写了这么多性的人是丢掉了良知！”因为这样就是将良知利用了两次：一次是用它产生了不快感，另一次则是将它作为谴责的理由。作为理由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证明：在文学中多写一点性会违背良知。一个常见的证明是：文学写性必须寓含深意，而很多作品只是为写性而写性，根本没有价值。这话很好理解，但它不能算是一个证明，因为它本身需要解释：我们凭什么认为某部作品是“为写性而写性”，“为写性而写性”又为什么就没有价值？当初劳伦斯、萨德甚至画家马奈的作品不也曾被这样非议吗？事实上，每一位“惊世骇俗”的作家，后面都跟着一群拥趸，他们随时准备为自己中意的作家提供辩护，他们相信这些作家违背的并非良知，而是偏见或陋习。良知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东西，一旦它不再不言自明，就很难通过辩论或者争吵重新使它变得明白；而即便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所获得的也未必是真正的良知。一种以良知为武器展开的批判，所面对的不过是两种人：一种是不认为自己违背良知的人，一种是不在乎违背良知的人，一般来说，这两种人都是很难被说服的。 即便如此，当下中国知识界尤其是人文知识界有关良知的呼声，仍然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因为这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又一次“不平则鸣”。今天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他们对这个越来越复杂的文化生产没有掌控能力，他们面对的是一台巨大的机器，而他们本人只是这台机器的原料和产品。不仅如此，今日中国的文化经济还相当缺乏自我约束的机制，甚至有某种资本原始积累的特征，短短几年间，人情批评、有偿文章、学术剽窃等等“蔚为大观”，而有关这类事件的新闻也成为知识界产生公众效应的最可靠的方式。一个基本的秩序感被动摇了，知识分子那久经风吹雨打的精英文化，忽然呈现一种整体崩盘的趋向——在这个精英文化内部，“精神”、“知识”、“思想”、“德行”等等，原本也是为人追逐的“硬通货”，是可以换来尊重和自我肯定的东西，现在似乎全都失去了效力。在这个时候，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呼唤良知。这种呼唤所寄寓的希望是：当文学以及整个社会文化的操守退到良知这个层次的时候，也许精英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对立局面将有所松动，而人类精神文化中那些本质性的规定会被激发出来。 但是这样的希望也许注定要换来失望。这失望倒不是因为今天所出现的种种无序状况未来决不会有所好转，如果对良知的呼唤只是针对那些绝对意义上的腐败堕落，那它在将来应该会得到一些正面的回应。但是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这个，而是一个已经郁积得太久的问题：知识分子对当代文化的批判，为什么仍然只能征引常识？十多年前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很大程度上就建立于一个“常识”之上：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之余，总应该有点精神生活的需要吧？而2005年，作家张炜又再次发炮，认为近三十年中国社会已经成为“连最基本的第一反应都没有了”的、良知沦丧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还不如之前那个精神板结期。这样使用常识是没有力量的——这不是说这个“最基本的第一反应”没有意义，而是说它不能被拿来做“理由”用。一旦被用作理由，它就失去了作为常识的力量，而成为模棱两可、聚讼纷纭的东西，由此造成的危机，首先发生在人文知识分子这边。知识分子究竟如何对大众文化发言？有关的反省早就开始了，当初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并不是一边倒地批判大众文化，而是同时树立了两个靶子：大众文化和知识分子自身，后者最终仍是指向前者。但是这些年来，就中国学界在这两个理论向度上的实践而言，虽然有关中国知识分子身份意识和话语权力的批判，同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结合起来，已逐步建立起一套极具生产性的学术范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哲学、政治学等领域全面铺开，但是这种堪称激进的自我反思，竟然无法加强知识分子干预当下文化的能力。中国的文化研究者虽然曾经雄心勃勃，试图潜入大众文化内里，打造更能切中要害的批判利器，但是时至今日，其研究气象始终未能超出“编码—解码”式的文化时评的规模，兴旺一时的“中产阶级批判”也日见苍白空洞。由此造成的局面就是，知识分子在批判大众文化时，仍然需要反复地征引常识。对常识的过度利用恰恰反映着某种常识的存在出现了危机，这未必就是那个被呼唤的常识出现了危机，而很可能是另外一些理所当然的假设不再可靠，比方说知识分子作为文化代言人的地位，这就是危机所在。这样一种危机并不只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危机，当作为一个精神整体的知识分子对当代文化失去了影响力的时候，文化的病态就会越来越明显。今日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越来越没有能力为当代文化提供反思与提升的思想工具，这并非是因为他们在知识上的生产力不断下降，而是这种知识生产逐渐演变为纯粹的话语游戏，无法形成精神的感召力和文化的引导力，最终将失去对研究对象批判和干预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