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论争是由于张光芒的一篇文章——《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3期)引起的。但是,在此之前,也就是在2002年7月,随着张光芒的《启蒙论》和张宝明的《自由神话的终结》这两本考察中国百年启蒙运动的专著由同一家出版社的出版,论争就已隐然开始了。这两本专著考察的对象虽然都是中国百年来的启蒙运动,但是由于方法论的不同,使得它们得出的结论也是截然相反的。两位研究者也自觉地意识到他们之间的方法论的差异。因此在最近这场引人注目的有关“道德形而上主义”的启蒙研究论争之前,他们已经就启蒙研究的方法论展开了一次论争。这次论争因为是由于两位作者之间关于研究方法的歧异而产生的,所以主要局限在他们二人之间,论争的文章也较少。 道德形而上主义?——论争的展开 张光芒的《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以下简称《道德》)是“道德形而上主义”启蒙研究论争的导火索。这篇文章先后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4期)和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2年第11期)转载,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论争的展开。 最先对张光芒的这篇文章感兴趣的是一直从事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陈晓明。他很快发表了一篇近两万言的长文:《道德可以拯救文学吗?——对当前一种流行观点的质疑》(《长城》2002年第4期)来批驳张光芒从道德形而上学出发对中国近百年启蒙的基本判断以及对中国未来启蒙的基本构想。随后,《河北学刊》也开始有意识地参与到这场关于启蒙研究的论争中来。在《河北学刊》2003年第3期上,刊出了张宝明质疑张光芒《道德》一文的《从“五四”到“文革”: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终结——对一个“启蒙”与“反启蒙”命题的破解》和张光芒的回应之作——《道德实用主义的陷阱——对张宝明的质疑与反质疑》。这两篇文章一起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4期)和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2年第7期)转载。与此同时,曾经刊发陈晓明的质疑文章的《长城》也在2003年第3期上发表了张光芒对陈晓明的回应文章:《再论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至此,这场围绕着“道德形而上主义”的启蒙研究论争热热闹闹地开始了。 感受到这一论争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河北学刊》在2003年第5期上又以“百年中国新文学的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问题争鸣”专栏的形式刊发了4篇论争文章:《天文、人文与文化的超越性》(王晓华)、《与其南辕北辙,何若从身边做起》(姚新勇)、《道德形而上视角对于文学的意义》(罗宗宇)、《如何拯救学术本身》(刘士林)。这些文章角度不同,观点各异,表达了刊物对这一论争的期待:“道德问题自古以来即为中国文化之中心命题,但近年来在后现代及全球化语境下,道德主义多遭诟病;而与此同时,又有人高擎道德主义的大纛。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简单地消解或者高扬道德,而在于如何重新理解和阐释道德与文化、文学及历史的关系,如何重构新世纪的道德思想、道德哲学与道德精神。”(专栏“编者按”)刊物的这种有意识地参与使得这次论争的文化建设意味更加凸显。 随着论争的展开,论争的参与者日益增多。陈明在《博览群书》2003年第8期发表了《张光芒启蒙新论批评》(此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及《文艺理论》2003年第11期转载),张中锋也在其著作《徘徊于审美与审丑之间》(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7)发表了与张光芒商榷的文章:《启蒙不等于教育,道德也难以形而上——就〈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与张光芒先生商榷》。这表明这次论争正在向更广的层面展开。 形式与原则:论争的焦点 从自己数年来的启蒙研究的成果出发,张光芒在《道德》一文中,试图对中国百年来的启蒙运动进行诊断。他从《启蒙论》所建构的中国启蒙思想体系出发,把道德形而上学看作是启蒙哲学的形式基础。以这种角度来观察百年来的中国启蒙思潮,他就很敏锐地看到两次启蒙高潮都有道德形而上学层面的缺失。因此他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怎样处理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的?”这样一个命题作为百年中国新文学研究的突破点。他得出的结论也是独特的,他发现,在中国百年的启蒙运动中“五四”和“新时期”这两次所谓的启蒙高潮中,都染上了“道德实用主义”的“软骨病”,反而是文学史上被贬抑的“十七年至文革文学”中蕴涵着启蒙所需要的形式哲学的因素:“1949-1976年文学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将道德实用主义上升为革命道德形而上主义,还原了道德主义的先验本质。由于它的内涵与古典传统道德主义已经不同,不妨称之为红色道德形而上主义。在这一层面上,文学的政治性已与主流政治话语失去了直接关联,而成为一种自足自律的审美道德体系”;“这说明十七年至文革文学必然蕴含着某种魅力独具的审美精神,它隐藏在文化/文学价值的深层结构之中。我认为这种深藏于内的审美力量之所以强大就在于它建构起了一种道德形而上主义”。“恰恰是两次启蒙高潮缺乏道德形而上主义的建构姿态,却沉沦在道德实用主义、道德形而下的层面上。从深层文化意蕴言之,这正是启蒙文学的最大缺陷,只是这种缺陷被完全掩盖在纷乱的旗帜背后,以致让人难以察觉”。从突出1949-1976年文学中所蕴涵的启蒙所需要的形式哲学的因素出发,张光芒给了这段文学以很高的评价。 为了避免误解,张光芒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一再强调,这段文学的启蒙意义主要是形式层面的而非内容层面的,论争还是由此展开。陈晓明正是从张光芒对“红色道德形而上主义”的正面评价处发难,把张光芒的观点当作“代表了时下的卷土重来(也许从来就没有退潮,从来就占据主流)的看法”来看待的。这种看法把“道德性的话语提升到某种高度,把它作为重新规划文学史的尺度标准,把它作为文学的本质,把它作为审美的决定性因素”。由此陈晓明认为,由于“意识形态诉求经常采取了道德的姿态,道德与意识形态乃是一个硬币的二个背面”。因此“道德并不构成文学艺术作品的决定性因素,文学艺术作品的思想力量也不是道德形而上或形而下这种概念所能概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