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是存在主义大师，阿多诺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坚人物之一，他们的理论对于我国学术界并不陌生。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海德格尔的“诗意地存在”、“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一度几乎成为理论批评“行话”。阿多诺的否定性艺术观与大众文化批判也为批评界耳熟能详。美学是这两位同时代不同学派学者之间共同关注的焦点，尽管他们一个以批判的战斗姿态直面现实，与资本主义制度势不两立；一个凝注着“在”与“无”，诗性地“思”着“本真”，冥想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德国式的“弥赛亚（救赎）”情结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浸淫着他们的学说，其中的一个核心是关于人的异化问题。虽说阿多诺以其思辨学院气息和对精英文化的青睐并不能算是一个现实参与感强烈的公共知识分子，但得之马克思的批判武器锋芒直指向意识形态遮蔽的现实。他的独立思考昭示着独立知识分子毫不妥协的立场。而由于历史的过失，海德格尔在自己的冥思苦想中寻觅逃避的处所，现实中发生的一切在他的思想中并未留下过多的印痕，虽然他的批判精神更多伫留在技术对“在的遮蔽”玄思中，也就是说他深度的“思”更多的是一种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高高飘浮在大地之上的云端。 从他们的人生来看，身为犹太人的阿多诺在纳粹上台后被迫流亡英国、美国，处于颠沛流离的境遇中；而海德格尔在希特勒统治时，加入纳粹党为自己的历史写下了不光彩的一笔，尽管没有参与法西斯的具体罪行，但这成为很多学者诟病海德格尔的一个原因。从性格来看，两人也迥然有别，阿多诺一生与持不同观点的各种学者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论争，比如他与卢卡奇之间的关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争论，与波普之间关于实证主义的争论，与对大众文化持同情态度的学者之间的争论，对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反对，对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批判等等，从中可以看出阿多诺的斗士性格。而海德格尔保持着一种超然的心态，很少有与反对者之间火药味十足的争论，仅仅在与记者谈话中对自己参加纳粹党之举做过一点开脱，特别是他从没有对阿多诺的批判做出回应，并表示没有看过阿多诺反对他的论著（或许这暗含着一种沉默的傲然，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其性格特点）。尽管这两幅画像存在着如此多的差异，但从中又可理出某些不期而遇的思路。他们都从对科学技术的批判走向艺术，在艺术中寻求真理，艺术与真理话题是他们共同关注的焦点，以此来透视海德格尔与阿多诺之间的潜在对话或许比明火执仗的交锋更易于把握两位理论对手间的歧见，并思考问题的实质，并将这些话语置入一个新的深度层面，期盼对我们的理论建设有所裨益。 一 阿多诺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可以追溯至他在1933年的《克尔凯郭尔：审美对象的建构》一书。美学境界、伦理境界和宗教境界是克尔凯郭尔对资本主义的异化问题的理论反应，阿多诺指出，克尔凯郭尔以其主观性中所维护的“内在性”（孤独个体）概念来反对异化给人所带来的贫困。阿多诺指出，以这样一种唯心主义倾向对异化问题的批判，既不分析“物化”作为人的本质对象化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也不分析克服资本主义异化“改正的可能性”①，最后导致“走向宗教（我们知道，马克思早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就宣告要从费尔巴哈对天国异化的批判转向现实异化的批判）”。阿多诺对这位可谓存在主义鼻祖的克尔凯郭尔的批判是对海德格尔哲学思想进行批判的某种铺垫。 阿多诺对海德格尔的批判集中在《否定的辩证法》的第一部分，以及在1964年发表的《真实性的行话》（Jargon of Authenticity）中。在《否定的辩证法》中，他揭露海德格尔貌似颠覆了传统本体论（存在论），而事实上只不过是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本体论代替了传统本体论。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形而上学只是建立在一般事物存在的知识论基础上，而他自谓的“基本本体论”则是更深一度地追问着“在”的“形而上学”。他用抽离了具体实在物之“在”（sein）去超越万物之存在（“在者”，seiende），可万物的存在又原封不动地被掩盖在空无一物的“在”中，这个玄虚的“在”具有神圣的本质，而现实的存在物却显得没有意义。海德格尔的“真理”就是“在”的真理，这个真理不同于宇宙万物作为“在者”的真理，在阿多诺看来，海德格尔这种玄而又玄的“真理”也就是“此在”（dassein，自我）的展开，实质上是取消了真理的客观性，将之变为以自我为转移的主观的东西。 在《真实性的行话》中，阿多诺对海德格尔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批判。他首先指出，对存在主义术语的使用成为一种“行话”（jargon），这些行话从哲学、神学中扩展到教学法中、夜校和青年组织中，甚至扩展到了商业和行政管理代表的措辞中，“当行话泛滥时，它变得标准化起来”②。因此，海德格尔著作的语言已经成为1930年代后在德国非常流行的一种意识形态表达。海德格尔的基本观点在二战后流行，已经成为“对人类的被支配命运的一种意识形态式的神秘化”。阿多诺分析说，与克尔凯郭尔同样，海德格尔在真理名义下的自我选择是空洞的，因为它与现实无关，这使之屈从现状，同时他的概念中包含着一种代表着社会权威的社会理论，在他的哲学中行动理论的缺席与个人的社会无能有关。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在其著作中，一方面采用一套全新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有一种语言张力的风格；另一方面他常常回到古希腊语中，去探索一些词语的原初源头，以至他的哲学表达非常晦涩。针对这种情况，阿多诺批评道：“这些神圣的仪式般的词语的经验运用让说者和听者都相信它们肉身的现形。这种以太被机械化地传散，这些原子化的词语没有任何改变地装扮起来，因此，它们比行话的所谓系统变得更为重要”③，而实际上，“历史会侵入每一个词，并且制止每个词恢复宣称的原初的意义，而这却是行话经常企图追溯的意义”④。所以精通行话的人不必说出他所思考的，甚至不必正确地去思考它，行话取代了这个任务，使思想贬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