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人把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过程分为三个层次：阅读、欣赏、研究。这当然很合乎逻辑。但经验也多次告诉我们，真正的欣赏是必须在研究了之后，才有可能品得真味，从而达到一个更深的层次。“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对《红楼梦》研究了这么多年，我们究竟品出了多少滋味？看来还得研究下去，以期每臻新境，我们就有一次新的欣赏机会。因此，不妨说欣赏是研究的化境。如果这也合乎逻辑，那么，我们就在这里打破一次常规，暂时把两者的位置颠倒一下，也是可以的。这样一来，研究将被视为前提，欣赏则是一个消化了研究结果的内涵更丰富的阶段。 总之，研究和欣赏是阅读过程中的一对孪生姐妹，她们的魅力在于成双出现，少了一个，魅力将被打上折扣，我们在心理上会产生某种偏失感。当然，这是比喻，孪生姐妹也有分开之日，例如，倘若嫁出去一个怎么办？我们说，剩下的那一个一样漂亮，只是减少一些相伴而行的丰采罢了。 一般说来，在各种各样的文本之中，以形象为特征的文学文本更富有时空感觉和生活情趣，因而它也最富有解读和欣赏的魅力。其他文本，例如历史和哲学文本就没有这种魅力吗？有的，但那需要先具有一定的知识修养。没有这种修养，往往读多少就是多少，很难见微知著、举一反三。文学作品（例如小说）就不同了，凭经验就能进入接受和联想的过程，这时，文学作品在接受者身上引起的效应，甚至于不取决于他的知识结构，而主要取决于他的经验的素质。因此，不识字的老百姓，通过听说书或看戏也能进行艺术欣赏，而欣赏的质量和深度在有些情况下或者并不稍逊于读书人。这是因为，文学欣赏的天地主要联系着人生的天地。 文学的天地很大，这是它表现人生的特殊形式决定的。有时候，一首诗只有二、三十个字，读之就如醍醐灌顶，甘露入心；其开启心智和引发联想之功，简直可以说有无限大；它甚至横穿时间隧道，几百年后还能令人荡气回肠、动心移性。例如明代诗人袁凯作的这首诗：“江水三千里，家书十五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文本极短，识字的能看懂，不识字的也能听懂（它其实只有十几个生字）。短短四句话，要在“思乡”二字，倘若让处于不同时代、不同境遇中的那些思乡的人们解释起来，可就丰富多了。譬如，今天远在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不知有多少，相信这首小诗还能对他们产生极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使他们那颗在远方忙碌着的心，暂回故土小憩，因为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乡土情结是一种割不断的永恒情结。如果从形式角度看，大概也只有文学才能提供这样的文本形式。哲学和历史间亦有之，但那往往同时具有了文学文本的性质。例如，“子在川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里的这一哲学名句，同时也是文学名句。 文学的天地很大，却并非无所不通。它是一道闪电，可以横空出世，如遇到绝缘体，就敛形收迹，漠然而止了。同一部文学作品，有人读了热血沸腾，有人可能觉得索然无味。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导体，一个是绝缘体。这种情况，就是像《红楼梦》或《战争与和平》这样伟大的作品，也不能全然例外。当然，这又是比喻，实际情形也许不会这样绝对。但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见”，“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里说的，颇适于解读文学。其实，它又何止限于文学？倒是因为文学和人生结有不解之缘，所以，在人生领域中固有的现象，也会再现于文学。说到底，我们爱什么、不爱什么，都是缘分，只不过这种缘分并非前世注定，而是今生“修”来，即一切都是随着我们人生的成长而成长起来的。人生一当成熟，“缘分”（观念、感情等等）即趋稳定，有时很难改变。拿给作家排座次这件事来说，争来争去，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还是各随各的缘，各排各的队，其实座次并没有乱。这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争论者自己也都有自己的“座次”，只不过他们的座次是在台下罢了。台上、台下，文学、人生，纠缠得如此紧密，倒是提醒我们注意：人们怎样看待人生，也就怎样看待文学；离开人生，谈不上研究或欣赏文学。文学这个题目所以很大，是因为人生这个题目太大的缘故。 但人生还不等于文学。人生大于文学，而文学也常常深于人生。深，这在实际上意味着它已开始突破现实人生的范畴，走向某种程度的“大”了。例如，文学除了表现现实的人生之外，还要自觉不自觉地虚拟人生，即在文学中创造第二人生。我年轻时候读过泰戈尔的一首诗，题目是《未来世纪》，它表现的就是虚拟的人生。我当时很喜欢这首诗，过了这么多年，竟还能背得下来。我记得是这样的：“饶恕我，／未来的一世纪的姑娘，／如果我在我的自傲中／幻画出你在读我的诗，／月光同时也把沉默的细雨／洒满我诗句的空隙，／我仿佛感到了你的心跳，／也听到了你的低语：／‘如果他活着，而且我们遇到了，／他会爱我的。’／我知道你对你自己说：／‘让我只在今夜／在我的凉台上／为他点一盏灯吧，／虽然我晓得他永远不会来。’”诗中表现的虽是虚拟的人生，但它离我们现实的人生是那么近，二者几乎已融合到一起，难分彼此；泰戈尔也好像就在我们身边，像一位朋友似的和我们促膝谈心。宋人有句：“眼前新妇新儿女，已是人生第二回”，这里说的还是现实的人生；读了泰戈尔的诗，我们不妨套做一句：诗翁即不眼前在，何碍人生第二回？显然，在这种虚拟的人生中，我们生活得同样充实，因为泰戈尔理解了他身后（哪怕过了一百年，进入21世纪）的读者，而历经沧桑的我们，也同样理解了他，我们愿意接受他做为我们当中的一员，并珍视他献出的这份款款深情，不必他来要求“饶恕”。但这是诗，诗要讲究说话的艺术，“饶恕”云者，是对读者（而且是姑娘）的尊重，不像今天有人说得那么直露：“我是你们所有人的丈夫”。文学作品千差万别，后者虽然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幽默方式，做为读者，我还是更喜欢泰戈尔的幽默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