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比较文学在中国内地的蓬勃发展，文学与哲学的关系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开始受到了重视。虽然从哲学与比较哲学的角度反思比较文学这门新兴的文学研究学科的，即使在世界范围内还比较少见，但是，对文学与哲学、文学与思想的比较研究却成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由于中国内地当代的比较文学研究起步较晚，对近代以来中国的比较文学遗产的整理与继承，对外国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的输入与借鉴，就成为当务之急。 事实上，在近代著名的翻译家严复那里，就已经开始对中西哲学进行了自觉的比较研究。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穆勒名学》《原富》《法意》等西方名著的时候，做了很多的按语，在传播西方哲学的同时，将中国哲学的各家各派与西方哲学进行了比较。如果说严复偏重英国经验派哲学，那么王国维则将目光转向了康德(I.Kant)与叔本华(A.Schopenhauer)。王国维不仅对中西哲学与文学的差异有所论述——中国的实际的通俗的，西洋的思辩的科学的，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而且还运用叔本华等西哲的理论，来解读《红楼梦》。鲁迅有“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的文学与哲学比较观，而且他在1907年几乎同时撰写了偏于哲学的《文化偏至论》与偏于文学的《摩罗诗力说》；换句话说，鲁迅从一开始，就是将文学与哲学一并考虑的。梁启超、许地山、陈寅恪等学者在研究印度文学对中国的影响时，都是将文学的影响与宗教、哲学的影响一并加以考察的。譬如陈寅恪在探讨《西游记》的印度来源时，首先就认为《西游记》的想像力非中国本土所有。吴宓倡导中西融汇，文、史、哲贯通，如他在《希腊文学史》中解释希腊教训诗时，就认为“《易经》为吾国之智慧文学，故易系辞，说卦，序卦，皆可为训诗，特无韵律耳。”这就将文学与哲学贯通了起来。朱光潜曾将文学与哲学进行过比较，他说：“诗虽不是讨论哲学和宣传宗教的工具，但是它的后面如果没有哲学和宗教，就不易达到深广的境界。诗好比一株花，哲学和宗教好比土壤，土壤不肥沃，根就不能深，花就不能茂。” 可以说，哲学与宗教一样，是最能表现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神产品。因此，在跨文化的比较文学中，要想绕过不同文化中的哲学与宗教，对文学的解释也就只能停留在浅层次上。所以，范存忠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影响西方的研究，就屡屡论及哲学；而朱谦之所致力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也屡屡论及文学。特别是朱光潜，在论及中西诗歌的差异时，就反思了中西哲学的差异。当然，在近现代中国的学者那里，虽然有对印度哲学、西方哲学影响中国的探讨，或者中国哲学对东亚乃至西方文学影响的研究，但一般来说，还停留在哲学与哲学、文学与文学的比较上。像朱光潜这样在论诗的时候系统的反思哲学对文学的影响，还是不多的。然而，即使是朱光潜对哲学与文学关系的探讨，基本上也是点到为止。因此，1943年唐君毅的《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学之关系》一文，就是一篇探讨文学与哲学关系的难得的力作。唐君毅对西方文学的悲剧精神与中国文学的人生无常感等差异及其哲学渊源，进行了学术上的反思。尽管唐君毅未将这种研究纳入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之中，而且作为哲学家，也有夸大哲学对文学单向影响之作用等缺憾；但是，唐君毅以哲人的慧眼，使这篇文章在今天看来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将文学与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并非始自现代，但是，将这种研究纳入比较文学之中，却是从现代西方学界输入的。法国的布吕奈尔(P.Brunel)、比叔瓦(Cl.Pichois)、卢梭(A.M.Rousseau)合著的《什么是比较文学》，作为大学比较文学系科的必读教材，就在“思想史”的名下，主要讨论了“哲学和伦理学思想”，认为“要领会数不尽的作品，没有一个比较学者能够离开哲学家”： 如果没有柏拉图，怎么理解费纳隆或雪莱？没有圣·托马斯，怎么理解但丁？没有笛卡尔怎么理解高乃依？没有莱布尼兹怎么理解蒲伯？没有洛克怎么理解狄德罗和斯特恩？没有斯宾诺沙怎么理解歌德？没有康德怎么理解席勒？没有谢林怎么理解柯尔律治？没有黑格尔怎么理解泰纳？没有基尔凯郭尔怎么理解卡夫卡？没有马克思怎么理解布莱希特？从毕达哥拉斯到斯多葛派，所有希腊哲学家，大部分的现代哲学家，都在文学上造就了大批的后继者。 他们认为，大作家之所以成为大作家，“是因为他们反映了自己时代哲学的光辉并使之发扬光大”，而比较学者所“回收”的二流作品，“只不过是那些伟大体系的零头儿。”布吕奈尔与比叔瓦等强调哲学对文学的影响，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的；然而这种强调一旦过了头，以为文学家都受到哲学家单一的影响，甚至以反映了时代哲学的光辉为大作家的标准，就可能陷入谬误。文学家的心灵以其感觉的敏锐性、生动性和丰富性而著称，这一点是哲学家所不能比的。一些美的诗文名篇，有时候很难归入某种哲学，尽管诗人不可能生活在思想的真空中，详加分析还是可以发现思想的轨迹。但是，文学家艺术的感性，正如感性事物一样是杂多的，有时你很难将其归入一种单一的哲学体系中去。因此，即使文学家受哲学的影响，也会呈现出一种杂多性。 一般来说，西方的比较学者在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一跨学科的课题时，是将之纳入“思想史”、“思想史的方法”或“文学与思想”、“文学与思想史”之中的。洛夫乔伊(A.O.Lovejoy)被认为是“思想史”方法的创立者，他在《存在的大链条》一书中追溯了从柏拉图到谢林(F.W.Schelling)的自然观的发展，研讨了思想的各种形式。洛夫乔伊把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仅仅限定为大思想家，而将“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小思想家和诗人，认为小思想家和诗人是从大思想家和哲学家中衍生出来的；小思想家和诗人以其具体的感性图画的阐释，对大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思想体系是一种具象化的稀释。洛夫乔伊的“思想史”的方法打破了民族与语言的界限，并且与那些仅仅注意思想体系的哲学家不同，而更注重单元的具体的思想。但是，尽管洛夫乔伊对具体语境乃至对下意识的思想情境的重视，是对过分理智主义的一种反动；然而将诗人和作家在作品中表现的思想看成是稀释的哲学，又与黑格尔(F.Hegel)将美看成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相似，反而从另一个方面可能导致文学的理智化，像维柯(G.Vico)或黑格尔那样以为在理性发展的高级阶段，文学艺术的衰落就成为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