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四”以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的文学思潮虽然存在着多元并存的局面：除了现实主义，还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等。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不少本来并非拥戴现实主义的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也都纷纷放弃了自己原先的主张，归附到现实主义的旗帜之下，要求文学创作为现实斗争服务。当然，这种从“五四”开始就形成的我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思潮，在其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也经历着一个极其复杂而曲折的斗争历程。面对世纪之交，我们以唯物辩证的观点和方法来进行回顾、清理、分析和总结，对于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理论健康地走向21世纪，具有重大而迫切的现实意义。 一 首先，是关于文学性质的问题。这是文学理论的根本问题，也是一切文学思潮产生和发展的思想基础。 毫无疑问，文学作为作家创造的一种美的存在形态，就其性质来说是属于价值的范畴。价值作为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的属性，它是因人而异的。因而由于人们各自生存的社会条件和需求的不同，对之就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和评价；文学史上各种思潮的形成，从根本上来说也就是由此而生。我国现代文学理论既然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所以对于文学性质的问题，一般也往往结合对现实主义的论述来进行探讨和阐释。“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为人生”的口号，就是基于对“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是人生的镜子”这一认识提出来的，所以茅盾认为只有“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才）是真文学”（注：郎损：《社会背景与创作》，1921年。）。这样，反映现实生活客观真实性也就成了文学的最高准则。 通过1926年以来的“革命文学”的论争，使得理论家们开始认识到，要求我们的文学在革命中发挥战斗的作用，仅仅靠客观地反映社会生活是不够的，还要求作家必须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正是由于这种思想认识的驱使，所以到了1930年当“拉普”一提出“唯物辩证主义的创作方法”，我们的理论家就与之一拍即合，立即被冯雪峰、瞿秋白等介绍到我国来，并把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看作是达到革命现实主义的唯一的途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的引入虽然把作家的主观意识提到创作中的主导的位置上来，改变了以往那种认为仅凭冷静、客观的“实地观察”就能达到艺术真实的片面认识。但就其理论本身来说却是错误的。因为它把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简单地等同起来，以世界观的性质来规定创作方法。这样就不仅把创作中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分割开来，以主观思想来取代作家对客观生活的真实把握，而且看不到文学作为一种艺术美是以作家的审美意识为中介来反映生活的产物。审美意识除了理智成分之外，还有情感成分和意志成分。由于这些认识的片面，就势必会导致作家离开对实际生活的观察、感受和体验，凭演绎一些抽象的政治概念来进行文学创作的倾向的产生，这就势必会使文学作品陷于公式化和概念化。 因此，随着苏联国内对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的批判的开展，周扬等人也立即著文对之进行清算。在发表于1933年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否定》一文中，他号召理论界回到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这一立场，正确地指出：“虽然艺术的创造是和作家的世界观分不开的，但假如忽视了艺术的特殊性，把创作方法问题直线地还原为全部世界观问题，却是一个决定的错误。”他认为“这个口号实际上就是哲学上……把特殊和一般分离，把感性和理性分离”的“德波林主义在文学方面的反映”。经过了这样一番剖析和论证之后，周扬对文学的性质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文学，和科学哲学一样，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认识，所不同的，只是文学是通过具体形象去达到客观真实的。”“文学的真理和政治的真理是一个，其差别，只是前者是通过形象去反映真理的。”（注：周扬：《文学的真实性》，1933年。） 这样，周扬在对“唯物辩证主义创作方法”作了正确批判的同时，却又为我国的理论界对文学性质的认识造成了比起“拉普”来影响更为深远的失误。这不仅因为他把文学与科学、哲学、政治的差别只看作是以形象来反映同一真理，在把文学引向庸俗社会学方面，与“拉普”达到了殊途同归的效果，而且，在批评“拉普”片面地强调文学创作中的主观性时，把创作中的主观因素不是予以否定就是看作只不过是达到客观真实的途径。这样，就与“拉普”一样把它只是看作“文学认识中的理智的思想的要素”，即作家的世界观，不承认同时还包括情感、意志的成分。这实际上也就把文学看作仅仅是一种知识的特殊形式，从而使得文学的认识又重新回到客观主义的道路上去。这就势必会引发起一场新的论争。 所以到了40年代，胡风、冯雪峰又从主观的角度，对于现实主义理论中流行的客观主义的倾向提出了批评，胡风认为“新的现实主义所一再向作家要求的是战斗意志底燃烧，情绪底饱满，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去看取生活）”。“文学活动是和历史进程有着血缘的作家底认识作用对于客观生活的特殊的搏斗过程”（注：胡风：《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1940年。）。所以，他认为要发扬主观战斗的精神，“就文艺家自己来说，要克服人格或战斗要求底脆弱或衰败”。而这种“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都是在现实生活里面而形成，都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这样，“深入并献身给现实生活底战斗里面”，不仅‘能够得到思想底真实和感情底充沛，而且也决不会向个人主义的各种病态的死路走去”（注：胡风：《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1944年。）。胡风的这一系列文章虽然对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和“人格力量”的强调有些过份，同时在用语和表述上也未必都十分准确、科学、严密，多少存在着一些容易引起人们误解的地方，这自然与他的诗人气质和批评的矛头所向有关；但就其基本精神来看，却应该说是积极可取的，对于我国当时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和理论中的弊端，全面地深入地理解文学的性质应该说是有益的；因而在当时也受到冯雪峰的赞同和支持。但不幸的却被当作异端来进行批评和排除，尽至在十年之后由此引出一场震惊全国文坛的文祸，把原属学术上和文艺思想上的分歧上升为政治问题来进行批判和斗争。这不仅是我国文学界的一大冤案，而且也从此使理论界噤若寒蝉，对于革命现实主义和文学本质问题的解释也就定于一尊，很少有人敢发表不同意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