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73(2015)05-0090-05 宗白华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审读与品味是他的美学、艺术学思想的源泉之一。纵观他的文献，其文艺批评精神在1932年前后有明显的变化：从文学到艺术，从西方到中国，从现代到传统，从“有为”到“无为”。这一系列变化均源自他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从启蒙到审美。 所谓启蒙，一般是指以科学的、理性的知识或精神来开启由宗教迷信、封建专制而造成的人的愚昧、奴化的蒙昧状态，来开启人们的科学、理性意识，引导人们对民主、自由权利的觉醒，启发人们对个性、情感的追求，从而达到民智国强的目标。 青年时期的宗白华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样，具有自觉的启蒙意识。他研究阐发叔本华、康德、柏格森哲学大意，简介欧洲哲学派别，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并成为其评议部的评议员，在上海负责编辑会刊《少年中国》，编辑发表许多符合“创造少年中国”这一学会宗旨的文章作品。随后，他又开始主编《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此间，宗白华怀抱着少年中国的梦想，发表有关哲学、生活理念、人生观、爱国观、美学、文艺批评等文章和新诗。为寻出新文化建设的新道路，他留学德国，归国后，终生从事哲学、美学等研究和教学工作。 在民族国家衰微的1920年代，宗白华主张文艺创作要以理性的、科学的精神作关照，文学作品要引、人乐观、催人奋进，以利于民族国家的建设与复兴。这构成了具有启蒙意义的宗白华早期批评的新文艺观。在宗白华看来，当时文艺的主要问题存在于两个方面：其一，空泛。中国旧文学已有形式主义的倾向，诗文家们讲究字句的工整、辞藻的清丽，不求意境的高新、精神的真实。他们没有分析的眼光去剖析社会，没有细致的情思去描画自然与人生的真相。其二，悲观。当时的音乐能刺激人的神经，但不能升华人的灵魂，使听者消极生悲。这些低品格音乐尚不如用以教化的中国古代音乐，更不能将之与富有精神文化底蕴的德国音乐相提并论。而丧人志气、堕人品格的里巷戏院中的淫靡的歌词对青年纯洁的灵魂的影响极坏。中国长期以来几乎没有健全的恋爱诗，所谓的恋爱诗多是悼亡、偷情、赠妓女之诗，因此中国诗歌亟待改革。而文坛中的青年往往自称弱者，口唱悲哀。相对于对中国政治之坏的忧患感，宗白华对青年的太无勇气、太易衰老的忧患感更甚。 针对旧文艺空泛问题，宗白华提倡作品以哲理作骨子，以科学精神洗涤旧文艺脑筋。他称赞郭沫若的诗“以哲理作骨子”[1]241，“意味浓深”[1]242。认为许多其他新诗一读后便索然无味，原因在于，白话诗短于辞藻粉饰，重在思想意境和情绪的传达。在宗白华那里，万物背后的那个“不可思议的活力”[1]325推动着无生界入于有机界，直到入于生命，入于理性、情绪和感觉。生命源于这活力，美源于这活力，艺术也源于这活力。艺术就是艺术家通过对自然人生万相的描摹，来表写自己的感觉、情绪、意志、理想，而人的这些精神形式又是生命精神即自然活力投射幻化而来的。宗白华的这一艺术观显然源于他关于生命哲学的接受与思考。宗白华甚至认为，宇宙真相不是纯粹的名言所能写出的，最好用艺术来表现宇宙的真相，最真确的哲学就是一首宇宙诗。由“诗中有哲理”和“哲学就是诗”的主张，可以见出宗白华文艺观中的理性精神的分量。 宗白华在文学方面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实质上就是主张文艺的“真”和“实”的精神，以解决中国旧文学的“伪”和“空”，认为要以科学精神完全打破旧文学的虚伪、空泛的弊病，就是要以分析的眼光，崇实的精神，来写世界人生的真相。他认为文学就是表现人类精神生活的艺术工具，说到底，文学关照对象就是宇宙全部的精神生命，而文学的内容就是一种精神生活。因此，文人诗家的精神生活的创造和修养就尤为重要。这样，文学的科学精神就转换为文人诗家精神生活的科学性了。这种科学性有三个方面的内涵：真实、丰富、深透。真实，即诗人的精神生活应来源于对自然的感受或自身的经历，是真实的精神，具有生命的活气的精神，而不是以辞藻凭空虚构的无病呻吟；丰富，即诗人的精神生活富有各种具体的感受，作品能体现普遍的人性；深透，即诗人的各种情绪感受比一般人的要深切透彻。宗白华还给出了新诗诗人人格(含精神生活)养成的方法，“哲理研究，自然中活动、社会中活动”[1]184。 宗白华提倡乐观的文学有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乐观的文学能引导民族进入愉快舒畅的精神界，养成向前的勇气和建设的能力。一个民族的复兴、建设时期的文学，多数是乐观的，向前的。惠特曼乐观的、雄放无前的作品，让美洲人充满少年勇进的建设气象；德国当时困苦程度比中国严重十倍，但他们的诗文中没有关于时代的悲歌，这些作品的乐观精神，势必会让国民树立复兴国家的信心。其二，乐观和爱的精神能促进互助，增强民族生命力。宗白华主张以倡导纯洁的、真挚的、超物质的爱来塑造民族灵魂和个体人格，从而达到振作中国的目的。乐观的、光明的、颂爱的新诗能创造出非常深厚的情感基础。这种情感基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爱与乐观能增长民族生命力与互助行动，而悲观与憎悟的精神会杀灭民族生命力。文学哲学上的悲观可能造成时代的颓废，文学不仅有表现时代的责任，也要有指导时代的责任，中国的复兴和建设需要乐观的向前的文学。 可以见出宗白华这个时期的文艺批评，意在以文艺影响乐观积极的人生观，引起人们的理性、科学的意识。他从西方取来精神之火作用于民族的复兴与建设。 1932年以后，他几乎没再强调文艺应循着西方式的理性、科学精神而是退回到中国传统艺术的灵境之中。文艺批评精神转向之后的宗白华主要做了两类事情：探讨审美化生存，对传统艺术的宇宙诗式的品读[2]。后者是前者在艺术领域的延伸，也是从审美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阐幽发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