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对话录 2月中旬，中国现代文艺评论家、美学家、雕塑家王朝闻先生在北京寓所接受了笔者的一次学术采访。王朝闻先生这次谈话的要点，是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形势下，我国文化艺术领域面临的新的选择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对不断出现的某些与时代相脱节、与人民的审美需求相脱节、与艺术规律相脱节的文艺怪现象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了文艺界目前在创作和研究两方面存在的误区。王老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文化变革和价值重建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今年86岁高龄的王老精神很好，十分健谈，而且思维清晰，感情激昂。笔者强烈地感受到这位学界泰斗对我国当代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的丝丝忧患之情和拳拳关注之心。 “救亡压倒启蒙”论的实质——八个包公和二十个萧恩——古典名著的改编问题——雕塑创作的盲点——假古董、假文物的泛滥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一股空前浩大的商品经济浪潮冲向了神州大地。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出现了严重的二律背反现象。一方面，人文学科，特别是基础性学科面临重重困难，步履维艰；另一方面，种种新的文化热点、热浪、热潮却阵阵泛起，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应该怎样正确看待这种现象呢？ 这种看似矛盾的文化现象实质上并不矛盾。这涉及到美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命题，即主体与客体、个性与共性的辩证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一定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生活的。时代性、生存环境是客体，是共性；人是主体，是个性。每个人对同一概念的理解是大有差别的，这就是主体在起作用。但不管主体之间的差别多大、多明显、多尖锐，仍脱离不了客体的限制。我们今天的时代性，主要体现于实行市场经济的新体制，这是每个人面临的现实背景。随着新体制的确立、社会结构的变化和转型，旧的上层建筑的一系列体系和范畴受到了动摇和挤压。其中一些部门在挤压中跟不上新体制的步伐，从而形成一个短暂的过渡和适应时期。一些比较抽象的、纯理论性的人文学科，尤其是基础性学科首当其冲地受到了冲击，面临着一个重新选择和价值定位的问题，出路在哪里？需要科学的引导。同时，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就容易产生一些混水摸鱼的混乱现象、怪异现象。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出现了种种堪使人忧虑的问题。 从您的美学著作和文艺评论集中可以看出，您对文学、戏剧、美术、舞蹈、曲艺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因而也特别擅长于艺术作品的欣赏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确立了您一生的文艺评论和美学研究的道路。您能以您熟悉的文学和戏剧为切入点，谈谈当前文艺界出现了哪些偏离艺术发展规律的怪现象吗？ 近几年来，文艺界确实出现了种种不能令人满意的、堪使人忧虑的问题，呈现出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状态，一种竭力想适应市场经济形势，却又不知道如何正确地适应、正确地对待，把握不好方向的混乱状态，以至于出现了一系列严重偏离时代要求、偏离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偏离艺术创作规律的怪现象。这种怪现象在文学、戏剧、电视剧、雕塑等领域都有十分突出的表现。在文艺理论领域，前几年有一些所谓的现代理论家喊出了一个很有刺激性、很有煽动性的怪调，即“救亡压倒启蒙”论。他们反对政治，骂我们这些人是政治的奴仆，讽刺我们是呆木头，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冲击了“五四”精神，压倒了正在进行的文化启蒙运动，致使启蒙中途夭折，一直没有彻底地进行下去。这个论调是很荒唐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文化界受到冲击是没法避开的，当时，对中华民族来说，救亡是第一位的，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而且，救亡本身就是一种启蒙，两者并不冲突，是可以很好地配合、协调起来的。1937年芦沟桥一声炮响，标志着抗日战争揭开序幕，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广大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一个新的国际形势、政治形势，谁也避不开。从美学的角度看，这就是客体。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才逐步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方针，这是根据客体的变化和需要而作出的积极的选择。我没有给资本家的钱袋当奴仆，却甘心选择人民这个主人，我坚信，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是不会错的。长期以来，文艺界一直有一种“主体性”的论调在作怪，不时掀起几个波浪。这种过分强调文学的主体性的结果，就是完全忽视了客体的存在，忽视了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政治形势、时代特色等外在因素对文学的反作用和制约性，也就是割裂了主体与客体、个性与共性的辩证关系，这是偏离了艺术美学规律的一种反马克思主义倾向，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美学观。这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美学规律的怪调，曾一度在文坛泛滥，成为90年代初文艺理论界的一个文化热点，可见其诱惑性之大。在戏剧和电视剧领域，近年来出现的偏离艺术创作规律、艺术表演规律、艺术发展规律的怪事也时有抬头之势。比如，1995年春节联欢晚会的一个节目，一下子出来了八个包公，都是一样的面孔，一样的服装，一样的动作。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简直莫名其妙。这是违背艺术典型的塑造的规律的。典型，是独特的“这一个”，是把许多单个人身上共同具有的特点集中起来，通过典型化的艺术塑造手段，概括到一个人物身上，典型是“单个人”，不是群体。包公的典型形象只能有两个：一个是真包公，一个是假包公；一个代表正义的清官，一个代表丑恶的伪装清官的赃官；一个是被肯定的，一个是被否定的。现在包公这么多，而且同时出现在一个舞台上、一个节目里，这算什么呢？包公形象的集体化，说明某些文艺工作者是不尊重艺术典型规律的。不久前，上海举行“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在一个节目里出现了好多个小和尚，好多个尼姑，我觉得不可理解。在《打渔杀家》戏里，除一个萧恩外，还有20多个小萧恩跟在后边，穿着一样的服装。这是什么玩艺呢？确实让人奇怪，不可理解。有人觉得这无所谓，但我认为这是当前艺术创作、艺术表演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任何事物都有理由，没有无理由的事物。任何形式都有一定的内容，形式主义也有内容。同样，任何艺术作品，都要表达一个基本观点，都有主题，都有倾向性。那么，八个包公和二十个萧恩的主题是什么呢？倾向性是什么呢？要告诉观众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不可理解。戏曲这个艺术形式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戏曲是写意的，有人说戏曲是综合艺术。这些概念我不太感兴趣。到底是写意还是非写意？这个问题涉及到戏曲艺术的本质。实际上，任何艺术都有写意与写实的问题。什么道理呢？它都存在一个提炼取精的问题。即使是抽象派艺术，也是这样。中国诗词最讲抽象、含蓄，但目前有些作品的抽象恰好把艺术的最精华、最精彩的部分给“抽”掉了。任何艺术美学都要解决联系与差别、特殊与一般、有与无、虚与实、写意与写实等一系列问题。在这个前提之下，艺术家可以采取各种新颖的形式，使用不同的手法，虽然千变万化，却万变不离其宗，总有一个明晰的、基本的观点、思想、倾向贯穿于始终。否则，就是一种对艺术的不负责、对观众和读者的不负责、不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