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文学批评的地位和价值，在文学批评史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估价。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批评家大概是比较受尊崇的，对文学批评的价值也是看得比较重的，杜夫海纳就曾说到过：“过去，批评家是代表趣味，代表确立的价值，代表教会或王公贵族发言的上流社会的有教养的人。”有时甚至把批评家看作判官或教师爷：“……批评家出现在作品面前：他们要干什么呢？如果他们要对作家说话，那么他们就会采取审判官的态度，或者起码是顾问的态度。这种教师爷的态度正是过去法兰西学士院青年时代的作风。”（注：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7、156页。）从这种观点来看文学批评，显然是把批评家看得比作家更高明，肯定文学批评具有指导创作的功用价值。 但到后来，传统的批评价值观念似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早在19世纪中期，英国批评家阿诺德在《当代批评的功能》(1865)一文中就说到过，一些人反对把文学批评的重要性估计得过高，“并断言人类精神中的创造能力，其价值究竟要高于它的批评能力……”阿诺德本人似乎也承认，“批评力比起创造力来，是较为低级的。”（注：《西方文论选》下卷第7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但他反对过于低估文学批评的功能和价值。然而，看来这已是标志着一种价值观念的转向，意味着文学批评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地位开始发生变化。到了现代，有人甚至对批评家加以嘲弄。杜夫海纳在述说了过去的人们对文学批评的尊崇之后接着指出：“今天，艺术家们更加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他们都不想把批评家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审判官，而是想把他们看作一批没有成就的艺术家，他们在批评中为自己没有成就寻求补偿。艺术家们只在批评家对公众产生影响的范围内才尊重他们。”（注：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7、156页。）这就是说，当代的人们并不认为文学批评具有评论和指导创作的资格和意义价值，而仅仅只是在解释作品、帮助读者阅读理解方面才是有价值的。 美国批评家亨·路·门肯也曾说到，一些人认为批评家的写作灵感是来自作品，来自别人的生活感受，是第二手的，所以，“难怪创作艺术家那么喜欢坚持这一种理论，说批评家低他们一等了。”（注：《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下篇第15页，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当代的批评家们大概不甘心居于这种二等地位，不愿意充当解说和向读者推销作品的附庸角色，所以又不无反讽意味地宣称“批评家始终只不过是想表现自己”。（注：《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下篇第18页，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这就是说，文学批评与创作、接受都不相干，它追求的是自己独立价值的实现。 对于文学批评的意义价值，具有如此不同的认识，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呢？应当说，上述的一些看法，往往都是从某一个角度来看问题，而并没有对批评的功能作全方位的观照，所以不无偏激之处。实际上，对于文学批评的价值定位，与文学批评的角色定位及对批评功能的理解有关。对此，我们不妨作些具体分析。 二 所谓文学批评的角色定位，就是文学批评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从什么样的基点、角度来认识评判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从而建立相应的文学规范。文学批评的角色定位不同，它的功能定位和价值定位也就不同，从而它所实现的功能价值也不同。 从传统的文学批评观念来看，大概主要是两种角色定位：从作者创作的角度出发和从读者阅读的角度出发，这两种不同角度的功能价值指向是不一样的。美国学者J·刘若愚先生说：“如果批评家选定作家为出发点，他将倾向于指令性的方法，建议有志于成为作家的人如何写作；如果他选定读者的出发点，他倾向于描述性的方法，因为只有通过描述他本身的体验和各种感知，他方能指导别人阅读作品。不过，这两种措辞方法和这两种出发点并不总是并行不悖、和谐一致的。比如，很可能描述了作家的创作体验，而没有以作家应该怎样写作为前提。”（注：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绪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从文学批评史的情况来看，传统的文学批评往往首先把批评定位在作者的角度，即如杜夫海纳所说，扮演作家的教师、顾问、指导者或“良师益友”的角色，为作家的创作着想，分析其创作的成败得失，指出他应当怎样做才是对的。批评家似乎有这种自觉和自信，自以为有这样的资格和责任，从而批评的价值也定位在指导帮助创作上。传统文学批评的价值实现在这方面也确实比较明显和引人关注，以至于一般的批评学著作讲文学批评的作用和价值，都无不将其列于首位。 从西方文学批评传统来看，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虽未明言为指导创作，但从其论述的着眼点来看，这种用意不言而喻。整部《诗学》，从“模仿论”的观念出发，告诉人们艺术的模仿有哪些形式，每一种艺术形式（如史诗和悲剧）应当怎样模仿，如何写人物，如何安排情节等等。这显然是从创作角度着眼的。罗马时代的贺拉斯可说是第一个明确为文学批评进行角色定位和价值定位的批评家。他把批评喻为“磨刀石”，它虽然“自己切不动什么”，但却“能使钢刀锋利”。在谈到为什么要从事批评时，他说：“我自己不写什么东西，但是我愿意指示（别人）：诗人的职责和功能何在，从何处可以汲取丰富的材料，从何处吸取养料，诗人是怎样形成的，什么适合于他，什么不适合于他，正途会引导他到什么去处，歧途又会引导他到什么去处。”（注：贺拉斯：《诗艺》，杨周翰译，《〈诗学〉〈诗艺〉》第153页。）他的《诗艺》一著，也是教人怎样写作，如怎样选材、怎样安排字句、情节，诗应当怎样写，悲剧应当怎样写，等等。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在他著名的文学批评著作《论戏剧艺术》的开头，便引了贺拉斯《诗艺》中的这段话：“……愿为磨刀石，虽不能切削，却使刀刃锋利。”（注：《西方文论选》上卷第34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他的这一著作，同样是立足于教人们如何认识和写好戏剧（喜剧、趣剧、悲剧）。他还曾说到：“不管一个戏剧作家具备多大的天才，他总是需要一个批评者的。……假使他能遇到一个名副其实的比他更有天才的批评者，他是何等幸福啊！”（注：狄德罗：《论戏剧艺术》，《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1期第183页。）他的剧评，也正是着眼于此。此外，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文学批评实践，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关注和扶持作家的创作，果戈理、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等人都曾十分感佩地说到过别林斯基等批评家对他们的巨大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