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8）03-0027-05 新时期文学思潮在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历程中，呈现出了勃勃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研究观念、研究范式、研究对象等方面都有所推进，有所创新。总体看来，这一阶段的文学思潮研究大致有这么几种研究路径：第一，相对传统的切入视角，它主要体现为如下两种形式，（1）从“文学运动史”或“文学思想斗争史”角度概括、审视文学思潮的整体特质，政治背景、世界观、阶级立场等成为研究者尤为关注的核心部分。（2）以西方近代、现代文学思潮为参照系，从创作原则出发将文学思潮分为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种类型。在此视角关照下，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现实、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哲学等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文学思潮探究的关键话题。第二，文化和美学视角，它侧重的是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先锋派、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诸多文学思潮的文化品格与审美精神。第三，从现代性视角探究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等与中国20世纪文学思潮的内在关联性，以此来审视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发展的总体态势与价值取向。此外，还有部分学者把研究的重点放置在文学思潮本身，注重区分思潮与流派的同异，强化对文学思潮的概念、类型等的研究。 我们认为，在对新时期文学思潮的理解和把握上，还可以尝试新的切入视角与研究范式，以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概言之，从文学体制这一角度来审视新时期文学思潮，能够更加切合其产生、发展、繁荣及衰落的实际，能够更为准确地认识和总结其总体特征与内在规律。实事求是地讲，尽管国内相当一部分学者已从文学体制这一视角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诸多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探究，但从文学体制这一角度对新时期文学思潮的相关研究还不是很充分，值得做进一步的思考与研究。鉴于此，本文拟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第一，如何理解、把握文学体制与文学思潮这两个核心概念；第二，如何理解、把握文学体制与新时期文学思潮的关系。 一 毋庸置疑，文学体制和文学思潮在各种理论与研究范式中被广泛使用，但对其基本内涵的理解依然是众说纷纭，因此十分有必要对文学体制和文学思潮这两个核心概念作出尝试性的界定与相关解释。 如何理解“文学体制”？在给出我们的界定前，有必要对国内外在这个问题上有代表性的观点作简要的梳理。德国的彼得·比格尔（Peter Büreger）在《文学体制与现代化》一文中指出：“我们关注的是文学的体制（the literary institution）。文学体制这个概念并不意指特定时期的文学实践的总体性，它不过是指显现出以下特征的实践活动：文学体制在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中具有一些特殊的目标；它发展形成了一种审美的符号，起到反对其他文学实践的边界功能；它宣称某种无限的有效性（这就是一种体制，它决定了在特定时期什么才被视为文学）。这种规范的水平正是这里所限定的体制概念的核心，因为它既决定了生产者的行为模式，又规定了接受者的行为模式。……文学论争是相当重要的，它们被视为确立文学体制的规范的斗争。”[1](P73) 文学体制的建立意味着某种文学合法性的奠定，是政治领导权、主流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等在文学、文化领域的必然拓展与延伸。在该文中，彼得·比格尔进而以古典主义戏剧《熙德》为例对此问题作了扼要分析，社会规范与文学体制起到了审美规则的功能；启蒙运动的文学体制在现代化过程中占据着中心位置。此外，他还从文学体制这一视角来审视艺术的自主性：“艺术的自主化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解放过程，最终消失在一个与其他领域共存的价值领域的体制化之中，艺术的自主化是一个高度矛盾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特征不但体现为新的潜能的获得，而且体现为另一些潜能的丧失。”[1](P73) 客观而言，彼得·比格尔的基本理论主张对国内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文学体制这一问题上，洪子诚在《问题与方法》一书中作了十分恰切公允的概括：“一个时期的文学特征，和文学体制、文学生产的方式关系很密切。对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的研究，过去我们不太重视。……在‘新时期’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引起了注意。这个情况，和中国大陆社会学研究的恢复，重新开展，有直接关系。对文学生产和文学体制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成果。”[2](P190) 比如，陈平原的《20世纪中国小说史》、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旷新年的《1928：革命文学》、王本朝的《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等等。在该书中，洪子诚提出了对文学体制基本内容的理解：第一，文学机构，即文学社团和组织；第二，文学杂志、文学报刊、文学出版机构；第三，作家的身份和存在方式，包括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角色认同等，这种身份既是社会赋予的，同时也是作家自身的角色地位，自我认同的结果[2](P193)。 我们认为，文学体制是一种制度环境的产物，尤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文学体制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系统性等特点，它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等密不可分。其中，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在文学体制的形成、演变及运作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发挥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讲，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体制。概言之，文学体制涵盖了文学的管理环节、文学的生产环节、文学的传播环节以及文学的接受环节等主要方面。具体而言，文学的管理环节包括各种层次的文学领导机构和文学社团组织，文学的生产环节主要包括写作者、各种文学出版机构，文学的传播环节主要为文学传媒及各主要文学流通渠道，文学的接受环节主要包括读者群体、批评群体等。此外，从外部看，文学体制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等具有十分紧密的内在关联性，从内部看，文学体制各环节也具有十分紧密的内在关联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不变的前提下，随着整个社会对文学功能要求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在经济体制等社会领域发生的某些重要变革，文学体制也必然会发生与其相适应的变革，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我们再来看文学思潮这个概念。在给出我们自己的界定之前，首先来看已有的文学思潮论著对其所作的界定。陈剑晖的《新时期文学思潮》对文学思潮作出了以下几种梳理：第一，把文学思潮理解为一种创作方法，如19世纪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第二，把文学思潮等同于文艺观点和文艺主张。第三，将文学思潮的发展演变的运动史看作政治斗争、文艺思想斗争和文学史。在此基础上，该书将文学思潮界定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一批作家在社会思潮的激发下，自觉提倡一种文艺观点或文艺思想，自觉地遵循某种创作方法，并形成一种运动，产生普遍影响，这在文学史上称为文学思潮。在这里，我们看到，文学思潮不仅包括特定历史时期里一些作家所采用的相同或相近的创作方法，更主要的，还包括产生这些创作方法的特定时代背景和历史社会条件。”[3] 据此，作者还给出了确定文学思潮产生的三个条件：有社会思潮、哲学思潮作基础；有文艺思想、创作理论做指导；有一批艺术风格相近的作品体现了这种文艺思想和理论。吴秀明的《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对文学思潮作了如下归纳：一是侧重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理解文学思潮；二是侧重从文学思潮与社会思潮关系的角度来评价文学思潮；三是把文学思潮理解为一种思想潮流；四是从创作方法的角度来理解文学思潮；五是强调文学思潮的思想潮流（理论潮流）和创作潮流的特质。该书认为，文学思潮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1）文学思潮具有群体倾向；（2）文学思潮包含着理论（思想）潮流和创作潮流；（3）文学思潮受一定的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潮的影响，并反作用于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潮[4]。此外，陆贵山主编的《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也对文学思潮作了一些新的把握与理解。该书认为，文学思潮贯穿于整个文学活动，文学思潮涉及的不只是创作活动，还表现于理论、批评、鉴赏（接受）的活动过程，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系统活动中受某种文学规范体系所支配的群体性思想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