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发展与学术认同机制

作 者:
李健 

作者简介:
李健,南京大学文化艺术教育中心讲师,文学博士。(南京 210093)

原文出处:
文艺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

文学理论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是以学术场中的认同机制为保障的。30年来,对西方话语的引进与改造、对传统文论的继承与创新、对当代现实的关切与回应,构成了中国文学理论自我发展的三重学术语境。以此为依据,学术认同机制可以被区分为四个相辅相成的层面。这就是学术认同的对话机制、转换机制、反思机制和再生机制。首先,学术认同的对话机制是文学理论走出自我封闭世界的基本前提。其次,学术认同的转换机制是文学理论自我发展的必要途径。再次,学术认同的反思机制是文学理论得以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最后,学术认同的再生机制则是文学理论自我发展的内在需求。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8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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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经历了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发展之路。30年来,它的自我发展始终包含着三重基本的学术语境。这就是对西方话语的引进与改造,对传统文论的继承与创新,以及对当代现实的关切与回应。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学理论不断遭遇到学术资源的认同与再生问题。可以说,没有建立在一定逻辑基础之上的学术认同机制,它是不可能在充满文化区隔、学术壁垒、理论歧见的多重语境中得到良性发展的。

      一

      “认同”(identity)作为理论界频繁使用的一个关键词,包含着丰富的内涵。① 透过不同的理论视角,认同可以被区隔为不同的层面,比如个体认同、阶级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等。同样,在学术活动中,也明显地存在着一个“认同”的问题。为了更好地讨论这个问题,这里首先需要区分两种完全不同的认同观:文化守成主义的认同观和文化建构主义的认同观。在前者看来,认同指向一个已经完成、一贯如此的“过去”。依据这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任何文化主体,都必须通过一个本质性的“过去”来确定自己的身份。在后者看来,这样一个本质性的“过去”是不存在的。因为“过去”的任何本质,都必然会在与“现在”的关系中获得新的规定性。诚如卡斯特所言:“没有一种身份是本质性的,也没有一种认同本身可以根据其历史脉络就具备进步和压迫性的价值。”② 一切身份、一切认同,一切价值的确立,都是一个文化建构的过程。

      就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言,我认为后一种观点明显更符合认同的历史逻辑。这应该也是本文讨论学术认同机制的第一个逻辑起点。确切地说,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一方面,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和未完成的过程,具有开放性和建构性;另一方面,认同又是在话语实践中进行的”。③ 这意味着,认同实际上是一个以话语实践为基础的开放性、建构性活动。对学术认同机制的考察,因此也就是对各种学术话语如何进行交锋、对话以及整合、再生实践的考察。可以说,从学术认同的角度审视中国文学理论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是一个很有现实针对性的思考路径。事实上,“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发展历程,许许多多的运动、潮流、论争和理论都在某种程度上与认同有关;无论是‘文化热’、‘雅俗之争’,还是‘失语症之争’、‘旧体诗与新诗论争’、‘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等,无一不可以从认同角度得到新的审视和阐发”。④ 这也意味着,要想深入探讨学术认同机制问题,还需要结合具体的学术语境。这可以说是本文展开讨论的第二个逻辑起点。在我看来,中国文学理论自我发展的学术语境,至少包括以下三个维度。

      首先,从对西方话语的引进与改造来看,其中所涉及的认同问题是最直接也是最令人瞩目的。自新时期以来,中国学界对西方话语的关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无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西方始终是我们最重要的参照系。回首30年间的文学理论发展,先是整个80年代,几乎所有人都处于一种现代化理论的乐观气氛中,人们相信,“一切国家、民族和地区都有着一条共同的现代化道路,只是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区处在这条道路的不同阶段而已”⑤。从这个时候起,西方各种理论话语开始如潮涌入。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各种质疑西方话语“普适性”的理论被陆续引进,其合法性和有效性都遭到了重新评估。但是这并没有完全给中国文学理论带来自我建构的自信。在一些学者看来,对西方话语霸权的解构与批判,操持的仍然是西方的理论话语。因此,它依旧是西方文化语境和知识体系对汉语语境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压迫。在此立场上,一种对系统引入西方理论话语的批判声音逐渐强大起来,乃至有人认为中国本土的理论研究已经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

      但是尽管如此,中国学界并没有放慢对西方学术话语的引进速度。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化的风潮,理论资源的跨境输入已经成为我们学术活动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与此相一致的是,认同问题继续受到学界普遍的关注,并成为持续讨论的焦点话题之一。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离开对西方学术话语的系统引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持续发展是很难想象的;另一方面,西方作为一种“参照”,始终是以一种强势文化的面目出现的。由此所引发的学术认同问题就有可能变成:“在现代化语境中,东方文化的自身认同就变成了‘让自己也变成西方’或者说‘让自己扮演他者’这样一种悖论性的自身认同,虽然它确实表达了自强的想象,可是这种自强却又是以否定自己为前提的。”⑥ 这就是为什么面对西方话语,我们时常会产生强烈认同危机的主要原因。

      其次,从对传统文论的继承与创新来看,其中暗藏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同样包含了明确的认同问题。如何对待传统遗留给我们的学术资源,如何解决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疏离,都可以从认同的角度进行考察和阐释。事实上,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关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理论反思和学术实践,已经从各种不同的路径尝试回答传统与现代的认同关系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一方面,传统始终是我们进行理论建构与在理论上反叛必须依靠的资源: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这一点都是不可回避的。另一方面,传统也很难被‘反’掉,正如解构理论要借助理论的武器一样,反传统往往也要借助于传统。”⑦ 从这个意义上说,离开了传统,我们什么都不是。这可以说是传统与现代之间复杂关系的第一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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