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也称叙述学（注：国内将"narratology"（法文的"narratologie"）译为“叙事学”或“叙述学”，但笔者认为两种译法并非完全同义。“叙述”一词与“叙述者”紧密相联，宜指话语层次上的叙述技巧，而“叙事”一词则更适合涵盖故事结构和话语技巧这两个层面。我将自己的一本书命名为《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001），旨在突出narratology与聚焦于文字表达层的文体学的关联。）于20世纪60年代发轫于法国，并很快扩展到其它西方国家，成为一股独领风骚的国际性叙事研究潮流。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典叙事学遭到后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夹攻，研究势头回落，人们开始纷纷宣告经典叙事学的死亡。世纪之交，西方学界出现了对于叙事学发展史的各种回顾。尽管这些回顾的版本纷呈不一，但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认为叙事学已经死亡，“叙事学”一词已经过时，为“叙事理论”所替代。第二类认为经典叙事学演化成了后结构主义叙事学。第三类则认为经典叙事学进化成了以关注读者和语境为标志的后经典叙事学。尽管后两类观点均认为叙事学没有死亡，而是以新的形式得以生存，但两者均宣告经典叙事学已被“后结构”或“后经典”的形式所替代。在美国，早已无人愿意承认自己是“经典叙事学家”或“结构主义叙事学家”，因为“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已跟“死亡”、“过时”划上了等号。笔者认为，这种舆论评价源于没有把握经典叙事学的实质，没有廓清“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与“后结构主义叙事理论”之间的关系。 “后结构主义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 “后结构主义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是批评理论家们用于描述近二十年来叙事理论新发展的两个术语。笔者认为，两者只是表面上相通，实际上互不相容。 在《后现代叙事理论》(1998)一书中，马克·柯里提出当代叙事学“转折”的特点是“从发现到创造，从一致性到复杂性，从诗学到政治学”。（注：Mark Currie,Postmodern Narrative Theor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8,p.2.）所谓“创造”，就是将结构视为由读者“投射于作品的东西，而不是通过阅读所发现的叙事作品的内在特征”；就是将叙事作品视为读者的发明，它能构成“几乎无法胜数的形式”。这是典型的解构主义的看法。将解构主义视为叙事学的新发展，（注：这一“演化论”跟一种广为接受的看法不无关联。一般认为，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提供了支持。但在我看来，德里达在阐释索绪尔的符号理论时，进行了“釜底抽薪”。解构主义将语言看成是能指之间的嬉戏，这是脱离实际的理论阐释。倘若语言符号只是能指之间的嬉戏，信息交流也就无法进行了。文学语言往往带有各种喻意、反讽和空白之处，意义往往难以确定，处于抽象层次上的作品的主题意义更是如此。但只要我们承认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文字符号的字面意义往往不难确定。）视为“后结构主义叙事学”，（注：“后结构主义叙事学”这一名称较有市场，这除了注3提到的原因外，还可能跟以下这些因素相关：1)解构主义是对结构主义的直接反应；2)解构主义也是一种以文本为中心的批评理论。）无疑混淆和掩盖了“叙事学”的实质。柯里自己在书中写了这么一段话：“‘解构主义’一词可用于涵盖叙事学中很多最重要的变化，尤其是偏离了结构主义叙事学对科学性之强调的那些变化。作为一门科学(-ology)，叙事学(narratology)强调系统和科学分析的价值。在解构主义批评对文学研究造成冲击之前，叙事学就是依靠这样的价值观来运作的。”（第2页）既然“作为一门科学，叙事学强调系统和科学分析的价值”，就没有理由将解构主义视为一种“叙事学”。显然，雅克·德里达、保罗·德曼、J.希利斯·米勒等都不会愿意贴上“叙事学”这一标签，但柯里却将他们视为“新叙事学”或“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代表人物。奥尼伽和兰达在《叙事学导论》(1996)一书中，也将“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标签贴到了希利斯·米勒的头上。（注：Susana Onega and J.A.G.Landa,Narratology,London:Longman,1996.）但米勒自己却与叙事学划清了界限，并将自己的《解读叙事》(1998)称为一本“反叙事学”(ananarratology)的著作。（注：J.Hillis Miller,Reading Narrative,Norman:Univ.of Oklahoma Press,1998。值得一提的是，“叙事学”与“反叙事学”的实证分析也存在某种程度的互补关系（详见申丹《解构主义在美国——评J.希利斯·米勒的线条意象》，载《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第5-13页）。）叙事学在叙事规约之中运作，而解构主义则旨在颠覆叙事规约，两者在根本立场上构成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柯里认为，将后结构主义批评理论视为一种新的叙事学是对叙事学的拯救，说明叙事学并未死亡。而实际上，将解构主义视为“叙事学”的新发展就意味着“叙事－学”(narrat-ology)的彻底死亡，因为这完全颠覆了叙事学的根基。 真正造成叙事学在西方复兴的是后经典叙事学。我们不妨依据研究目的将后经典叙事学分为两大类，一类旨在探讨（不同体裁的）叙事作品的共有特征。与经典叙事学相比，这一类后经典叙事学的着眼点至少出现了以下五个方面的转移：(1)从作品本身转到了读者的阐释过程，譬如赫尔曼在《故事逻辑》一书中，十分关注读者对故事逻辑的建构。（注：David Herman,Story Logic,Lincoln:Univ.of Nebraska Press,2002.）与后结构主义形成对照，后经典叙事学家认为叙事作品的阐释有规律可循。此外，尽管后经典叙事学家考虑读者的阐释框架和阐释策略，但他们承认文本本身的结构特征，着力探讨读者与文本的交互作用。(2)从符合规约的文学现象转向偏离规约的文学现象，或从文学叙事转向文学之外的叙事，譬如理查森关注后现代主义文学如何造成叙述言辞和故事时间的错乱，导致故事和话语难以区分。（注：Brian Richardson,"Denarration in Fiction:Erasing the Story in Beckett and Others,"Narrative 9(2001):168-175;"Beyond Story and Discourse:Narrative Time in Postmodern and Nonmimetic Fiction,"in Narrative Dynamics,edited by Brian Richardson,Colunbus:Ohio State Univ.Press,2002,pp.47-64.）理查森对于“故事－话语”之分在现实主义作品中的适用性没有提出任何挑战，而仅仅旨在说明在非模仿性的作品中，这一区分不再适用。他依据非模仿性作品的结构特征，提出了“解叙述”（denarration，即先叙述一件事，然后又加以否定）这一概念，并对不同形式的时间错乱进行了系统分类。与此相对照，后结构主义叙事理论家则旨在通过文本中的复杂现象或意义的死角来颠覆经典叙事学的概念和模式，从根本上否定结构的稳定性。(3)在探讨结构规律时，后经典叙事学家采用了一些新的分析工具。譬如莱恩和多尔泽尔等借鉴了语义学、人工智能的分析方法，来描述不同体裁的叙事作品的结构特征。（注：Marie-Laure Ryan,Possible Worl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and Narrative Theory,Bloomington:Indiana Univ.Press,1991;Lubomir Dolezel,Heterocosmica:Fiction and Possible World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Press,1998.）(4)从共时叙事结构转向了历时叙事结构，关注社会历史语境如何影响或导致叙事结构的发展。(5)从关注形式结构转为关注形式结构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但对结构本身的稳定性没有提出挑战。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兰瑟就十分关注不同叙述类型与性别政治的关联。（注：参见Susan S.Lanser,Fictions of Authority:Wome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Ithaca:Cornell Univ.Press,1992;"Sexing the Narrative:Propriety,Desire,and the Engendering of Narratology,Narrative 3(1995):85-94.）除此之外，叙事学家还对经典叙事学的一些概念如“隐含作者”、“叙事性”、“叙述过程”等进行了重新审视，旨在清理有关混乱，使这些概念更为切合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