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21)06-0089-10 Episches Theater这一文体概念虽然不是布莱希特(Bretolt Brecht)首创，但确是经他发扬光大，广为传布，不但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戏剧美学时尚，实际上也有力地冲击、改变了西方正统文体观念。这是标示布莱希特式美学核心观念的一个术语，这样一个概念汉译如何做到准确、妥帖，是一个很有必要讨论的问题。尽管任何翻译都不可能完全准确地传情达意，但较妥帖的译名无疑更有助于在差异性文化语境中传达原词的要义妙道。 Episches Theater在国内有多种译名。黄佐临、张黎等主张译作“史诗剧”，长期以来，在中国学界这是一个较为通行的译法。不过，据说冯至一开始就持不同意见，20世纪50年代他在北大授课时主张将Episches Theater译为“叙事剧”①，20世纪80年代他所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即采用了“叙事剧”这个译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史诗剧”这一译名的质疑声渐多，如丁扬忠主张将之译作“叙事诗体戏剧”②，余匡复将之译作“叙述体戏剧”③，汪义群将之译作“叙事体戏剧”④，而台湾的马森将其译为“史诗剧场”⑤。近年来，“叙述体戏剧”或“叙事体戏剧”似乎流行起来。 各种译名均有其合理性，但笔者认为“史诗剧”这一译名是最为妥当的，理由如下。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布莱希特都将自己的戏剧创作称作Episches Theater，这其中显然蕴含着一种创制文体的抱负。事实上，布莱希特并不掩饰试图与西方最为显赫的戏剧正统即亚里士多德式戏剧一争高下的雄心。因此在许多场合，他也将Episches Theater 称作“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Nichtaristotelisches Theater)。这是我们理解Episches Theater的一把钥匙。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悲剧视为文章的“正体”，而它优于史诗的原因在于：“悲剧能在较短的篇幅内……更好地取得此种艺术的功效。”⑥布莱希特将自己创制的戏剧体式称作Episches Theater，显然包含着这样的美学意图：将被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与戏剧不能兼容的史诗文体元素融入到戏剧中，以改写亚里士多德关于戏剧艺术的本质界定(即所谓戏剧是通过“行动”而不是“叙述”来进行摹仿的)。仔细研读布莱希特关于Episches Theater特性的各种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其最核心的文体元素即是针对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史诗文体特征的谈论而来。 亚里士多德谈到过史诗的基本文体特点，如“史诗有一个很独特的优势。悲剧只能表现演员在戏台上表演的事，而不能表现许多同时发生的事。史诗的摹仿通过叙述进行，因而有可能描述许多同时发生的事情——若能编排得体，此类事情可以增加诗的分量。由此可见，史诗在这方面有它的长处，因为有了容量就能表现气势，就有可能调节听众的情趣和接纳内容不同的穿插”⑦；某些史诗格律极能“容纳外来词和隐喻词”⑧；“悲剧应包容使人惊异的内容，但史诗更能容纳不合情理之事”⑨；“史诗诗人的摹仿在整一性方面欠完美”⑩等等。人们不难发现，布莱希特的许多戏剧手法，均是对亚里士多德所论史诗之文体要素的借用，或是反其意而用之——如亚里士多德反对在史诗叙述中使用英雄律之外的“其他某种或多种格律进行叙述摹仿”，认为这会“使人产生不协调的感觉”。(11)而布莱希特则愿意强调自己在情节布局中的“大杂烩”(12)式手法。布莱希特这方面的论述极多，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布莱希特作品系列”(如《戏剧小工具篇》《论史诗剧》《陌生化与中国戏剧》)中很容易找到，此处不赘引。 张黎在谈到“史诗剧”译名的由来时，强调了Episches Theater这一文体创制和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史诗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说史诗剧“是一种吸取了史诗艺术的叙述方法，来广泛深入地反映现实世界中具有重大社会与历史意义的问题的戏剧”(13)。“遵循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所提出的主张创作的戏剧，被布莱希特称为‘戏剧性戏剧’或‘亚里士多德式戏剧’，他称自己创立的‘史诗剧’为‘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14)。 因此，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来否定Episches Theater与亚里士多德《诗学》及史诗文体的关系，也就不能彻底否定“史诗剧”译名的恰当性。 “史诗剧”这一译名颇为自然、传神地凸显了Episches Theater的历史维度。 本雅明(Binyamin)早就指出了这一点：“对史诗剧来说，一个古老的故事情节，要比一个崭新的更合适。布莱希特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史诗剧所表现的故事情节，是否应该是早已众所周知的……如果说，戏剧应该去寻找众所周知的事件，‘那末，首先历史事件是最合适的’。对历史事件通过表演方式、解说牌和字幕进行史诗性的处理，可以使它们失去耸人听闻的性质。”(15) 布莱希特自己在创作实践中也体现了这一点，按照一般的类型划分，他的不少剧作都可归入历史剧之列，而《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伽利略》《高加索灰阑记》等剧作无疑代表了他的最高戏剧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