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写实小说”是在复杂的社会文化背上出现的一种平实、特殊而又颇有争议的文学现象。作为创作群体的“新写实小说”作者队伍内部，他们的创作意识和价值取向既存在着共同性也表现出差异性。 可以说，标示和宣扬所谓“情感的零度”是“新写实小说”的一个关键性的理论主张。围绕着所谓“情感的零度”所展开的论争，一定程度上反映出80年代后期中国文艺领域两种完全相反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对立。 一、关于所谓“情感的零度”的论争 有的评论家认为“后现实主义要求逃避作家的主体意象，消解作家主体对作品文本进行干扰，控制的种种可能，以保证生活形态的真正还原，‘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写作’，便是后现实主义所遵循的写作原则和采取的写作态度。”（注：王干：“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北京文学》，1989年6期。）这种所谓后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和理论原则，要求文学创作和文学文本所反映和表现出一种绝对客观的“纯态现实”。这实际上消解和否定了创作主体的精神创造性和思想倾向性。 与之相反，有的评论家不同意上述的论点。他们认为“新写实小说与新潮小说都不是非意识形态性的文学现象，新写实小说和新潮小说都是从价值选择的根本点上来完成‘对当下意识形态的消解’”。（注：李万武：“新写实主义的意识形态选择”，《文艺理论与批评》，1992年2期。）“其实，‘零度情感’、‘终止判断’只是这种小说叙述方式上的特点，是一种叙述策略。新写实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性不仅鲜明、而且是强烈得很的。”（注：李万武：“评新写实小说的理论鼓吹”，《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11期。）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的论争的聚焦集中在“新写实小说”究竟有没有作家的主观倾向性和“新写实小说”是不是要消解时下的意识形态。 我认为，为了揭示这场论争的实质，必须澄清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一是“新写实小说”与“先锋派小说”的关系；二是应注意到“新写实小说”本身具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三是应当区分“新写实小说”的创作者的叙事态度和文本中叙述者的叙事态度。这些问题都不是各自孤立的封闭的自我存在，而是互相廛结和彼此融通，从不同方面的关联中这样那样地和所谓的“情感的零度”发生有机的深层的影响。 二、“新写实小说”与“先锋派小说” 众所周知，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青年作家们越来越关注文学的内部规律的研究。“新时期以来文学经历了两次选择，第一次选择是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爆炸，第二次选择是文学自身内部的爆炸。”（注：马相武：“文学潮流与时代选择——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对话”，《文艺争鸣》，1988年4期。）无疑，第二次选择是主张文学“向内转”，即由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如文学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转移到对文学的内部规律，即文学本身的审美属性，特殊规律和内部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先锋派小说”在对传统的反叛中付出了沉重的价值。应当记取这个深刻的经验教训。以马原、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等人为代表的先锋派作家们更加注重对小说叙事方式和话语风格的追求和探讨，从而远离主流的意识形态中心。由于受到相关的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先锋派小说创作的大胆试验打破了以往文学传统中许多被公认的规范和法则，旨在突现对文学意义的消解和文学价值的颠覆。这种新潮小说所体现文学观念和语言实验的叙述方式所昭示的意向指归同正常的传统小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和对照。正如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这些“先锋小说的离径叛道已经有些娇枉过正了，走到了片面偏狭和自我封闭孤独悲凉的境地。继之而起的新写实小说既一以贯之地承袭了反叛和超越传统的精神，又对其过度的形式实验和语言迷宫趋势作了适当的纠偏”。（注：陈旭光：“新写实小说的终结——兼及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学中的命运”，《文艺评论》，1994年1期。） 针对“先锋派小说”对文学意义的消解和远离主流意识形态中心，“新写实小说”作为对这种小说创作倾向的反拨，又重新返回和拥抱现实世界，关注人的生存方式、生存状态，从与普通老百姓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中，描写和表现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寻求和揭示他们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新写实小说”的许多文本里，表面上看来是叙述故事，仿佛并不在重视故事所赖以发生的一定时代的社会环境和开掘故事本身的蕴涵、意义和价值，然而，隐藏在这些被叙述的故事背后的深层含义却是有目的和有追求的。 针对“先锋派小说”的观念虚构和语言实验上的极端行为，“新写实小说”调整了自己的写作策略。它的观念虚构不再是脱离客观对象和生活现实的具有明显的主观随意性的胡编乱造；它的语言实验平实、淳朴，追求生活化和大众化，同时又富有表现力和嘲讽精神。不再是那种一般读者看不懂的艰深、晦涩和隐秘的语言游戏。 从文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来说，为了反叛和超越传统的主流的意识形态，作家可以采取两种态度：一是采取冷漠的态度，回避和拒斥任何意识形态因素介入文艺作品；二是以干预者的姿态，通过文艺作品中对一定的意识形态因素进行嘲讽、批判和消解。显然，“先锋派小说”的作家们的创作态度大体上可以归属为前者。而“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对待传统的意识形态同时存在着两种态度，从而可以划分出“新写实小说”的两种质态。很多“新写实小说”对人的现实生活的描写采取了第一种态度，因而多半只停留在和踯躅于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的表层，所抱孕的思想内涵十分肤浅，几乎很难觉察到有什么是非评价和理性判断。但是，也有些“新写实小说”都具有程度不同的的思想性、倾向性和现实批判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