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1)01-- 20世纪初期，东西方文化剧烈地大碰撞，撼动了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学，一种崭新的文学在剧痛中诞生了。面对世界性文学的交流大潮，作为时代的先驱者和启蒙者，王国维、朱光潜和鲁迅都敏锐地看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强烈地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西方美学思想，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西方悲剧理论。他们都曾是叔本华和尼采的崇拜者和追随者，王国维对叔本华美学思想产生了疑问以后，逐渐地远离了叔本华而向尼采靠拢；朱光潜在形形色色的西方悲剧理论中，更倾向于尼采的悲剧观；他俩关注的落脚点正是鲁迅研究悲剧问题的起点，鲁迅由尼采主义始，最终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对西方悲剧理论的三种选择方式，形成了中国近现代两种截然不同走向的悲剧理论。 一 王国维、朱光潜和鲁迅都非同寻常地关注悲剧，并赋予它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价值。他们对悲剧的重视，首先在于一致地发现了悲剧在中国的缺位，对大团圆进行了严厉地抨击，试图唤起人们对悲剧美学和创作的重视，但是他们推崇悲剧的深层原因却有很大的区别。王国维是用审美的观点分析悲剧的价值，把悲剧作品推崇为文学创作的顶峰。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将美分为“优美”与“壮美”。在他看来，普通之美，都属于“优美”。他引歌德的诗说：“凡人生中足以使人悲者，于美术中则吾人乐而观之。”王国维认为，“壮美”高于“优美”，而悲剧是“壮美”的最高峰。朱光潜认为悲剧是最高的文学形式，取得杰出成就的悲剧家也就是人间最伟大的天才，作为一个民族，悲剧是其生命力旺盛与否的标志，“一个民族必须深刻，才能认识人生悲剧性的一面，又必须坚强，才能忍受。较弱的心灵更容易逃避到宗教或哲学教条中去，”[1](P301)便不会产生悲剧，把悲剧提升为衡量民族性格的强与弱、深刻与平庸的尺度。对于鲁迅来说，悲剧意识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学或美学的范畴，它浸透在鲁迅的生命意识和灵魂的呐喊中，弥漫在他的小说、杂文、史论、诗歌、书信中，并贯穿其一生和创作始终，是鲁迅性格和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悲剧人生和悲剧创作是他的终身主题，他用整个生命高扬悲剧艺术的价值。 在沐浴到欧风美雨的同时，他们都感受到了中西悲剧的差异。王国维率先向传统戏曲小说的大团圆模式发难，他指责我国传统文化弊端时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和，始于困者终于亨……”。王国维认为，中国传统文学作品“大团圆”结局的特征，是我国国民“乐天精神”的体现，但是对于造成这种精神囹圄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他没有详细地展开论述。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以西方悲剧理论来衡量中国悲剧，肯定地说：中国没有悲剧，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得善报、恶得恶报的大团圆结尾。”“仅仅元代（即不到100年的时间）就有500多部剧作，但其中没有一部可以真正算得悲剧。”[1](P286)原因在于中国没有真正的哲学，所谓的哲学只是伦理学，是一种满足于实际的伦理哲学。中国人的国民性像伏尔泰说的：“种咱们的园地要紧”，不去管什么命运，一切都有定数，不去费力解决那些和现实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终极问题，是一个最讲实际、最从世俗考虑问题的民族。朱光潜是从哲学和宗教的角度寻找悲剧失落的原因的。 鲁迅借用“曲终奏雅”来形容团圆主义，指出“大团圆”模式的本质是“瞒和骗”，是中国国民性弱点在艺术上的反映，其病根在于我们身上的传统思想因子作祟，几千年的封建名教历史，妥协平和中庸的思想已成为浸透中国传统文化骨髓的一种主导性精神倾向，它禁锢和束缚着人们的心灵，不敢正视由于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或社会缺陷所生的苦难，“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跑之路来”，所以造就的都是一批“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是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的文学。 鲁迅从文化方面探究中国悲剧缺失的原因，与王国维、朱光潜思路大体是一致的，但思考的深度明显不同。一是鲁迅深化了他们关于悲剧成因的文化观，王国维、朱光潜等人，虽然看到了中国人自身固有的一些性格缺陷，但是他们并没有直接地指出这种民族劣根性产生的历史原因，因而他们理解的悲剧只能是“欲”与“无欲”的矛盾。鲁迅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文化是人性压抑的罪魁祸首，中国老百姓沉默的灵魂“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悲剧就应该写出被黑暗的社会重压、毁灭了的有价值的精神悲剧。二是鲁迅对悲剧成因的关注并没有止于历史的关照，而是指向了今天的历史——现实；不是逃避、解脱，而是直视、面对，“敢想，敢说，敢做，敢当”，从而唤醒人们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 二 鲁迅的悲剧观与王国维、朱光潜等人一样，直接受西方现代悲剧理论的影响，都很看重悲剧与人生的联系，但由于接受的方式和出发点不同，使他们的悲剧理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路径。鲁迅的悲剧观是为现实人生的，王国维与朱光潜的悲剧观是分“过滤了的人生”；鲁迅的悲剧观主张正义，王国维和朱光潜的悲剧观则消解正义。 在王国维的心目中有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另一个则是“审美的世界”。现实世界是有缺陷的，现实生活是充满痛苦的，而审美世界是一片“极乐之士”，是梦的现实，是对现实世界的超越，一旦进入“审美世界”，便远离了丑陋的现实，人世于是变得完美了。在这两个世界中，现实世界的本质是悲剧，因为人生就是痛苦，即叔本华所谓的“原罪”说，生命伴随意志一道落地，意志的本质是“欲”。认为人生的本质是欲望，欲望的不足造成痛苦，悲剧也是由于欲望的追求而造成的痛苦。要摆脱生活之欲带来的痛苦，王国维同叔本华一样，指出了二条解脱之路，一是对天才的艺术作品的刹那间忘我的静观中；另一个是根本的解脱，“拒绝意志”、“拒绝一切生活之源”。这样的审美世界是虚拟的现实世界，从审美的角度讲，追求超功利的美和人生的彻悟，沉浸于“审美世界”，达到物我两忘，这是最佳的审美体验，但是用虚构的世界作为现实世界的避难所，用短暂的美感代替一切，解释悲剧，最终只能走向宿命论。王国维的悲剧美学思想是叔本华悲剧理论在中国的投影和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