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长期历史和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社会主义文学这面旗帜，究竟是越举越高，还是越举越低呢？有的作家、批评家，也许还包括有影响的作家、批评家，有的时候，是在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和方式，躲开这面旗帜。更有甚者，就是要丑化社会主义。这样的事实怎么估计？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事实，我们的革命责任心，我们对于革命事业——对现在进行的革命事业，对历史上的革命事业——的责任心，就有问题了。 我们共产党人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不去高高举起社会主义文学的旗帜。我看过一篇小说，写只能到童话和梦幻中寻求光明，现实是不着边的迷茫。怎么能得出我们的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值得相信的结论呢？对于这样的问题，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说你们慢慢讨论吧，我是不能赞同的。如果赞同这样的态度，那么确实党就可以不要领导了。从来的文学，总是写当代生活的作品占多数。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应该这样。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的文学史，也是这样的。写历史的作品总是比较少的。虽然有，也有很多杰作，但是大量的还是写当代。巴尔扎克也写过稍离得远一点的历史，但是也不太远。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是离得比较远一点，其他作品都是写当代的。作品中绝大多数是描写现代生活的，这是文学史上不能推翻的事实。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现代派文学也是这样，写历史的不能说没有，但大多数还是写现代。我看，无论在什么社会制度下面，也是这种趋势。用算术的办法，认为这就叫做路越走越窄，算术背后还有哲学、政治学。我们不能赞同这个算术。 同样，我也不同意说衡量文学领导正确与否的标志，是路越走越宽，还是越走越窄。这个宽跟窄，纯粹是个数量上的形容词，没什么含义。宽，就能教育青年吗？就能教育人民吗？就能对人民负责吗？我们并不主张路越走越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也不是越宽越好，宽得没有边。存在不存在这么一种比例关系，这么一种函数关系？我看不存在。我们认为，描写当代生活，描写历史，路都是很宽的。但是我们也要反对一些东西，不能说因为我们实行双百方针，因此对一切都不反对，双百方针有自己的目的。双百方针不是孤立的，是和我们党的一系列方针相联系的。如果只有这一个方针，那么，四项原则就不存在了，反对四项原则和拥护四项原则也可以自由争鸣，何必还要讲坚持四项原则呢？既然有所坚持，当然有所反对。我们共产主义者，要想说不反对任何一个人，我看是做不到的。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呢？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呢？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就是要反对一些人嘛！而这些人现在还在嘛，继承他们事业的人还在嘛！再说一遍，既然有所坚持，必然有所反对。对很明显地专门散布怀疑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情绪和思想的作品，我们不能表示宽容。不然，我们何必坚持社会主义、何必建设社会主义呢？如果建设一个东西是为着让人们去怀疑、去反对，那我们自己就走上了一条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道路。 我赞成这样的意见：如果涉及到政治上敌对的倾向，那末不管占百分之几，也不管是青年、中年还是老年，我们都要反对。宽容要有标准。在拥护四项原则（至少是不反对）的范围内，我们应该而且可以说必须宽容。实际上现在是不是宽容呢？实际上宽容得很。存心骂共产党、骂社会主义、骂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终归还是发表了，这就表明我们并没有不宽容，而是宽容得有点过头了。我认为，在社会主义中国，在我们的文学刊物上，对于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作品（这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是不能宽容的。要不然，我们何必为了《苦恋》费那么大的气力，周扬同志还主持写了那么一篇批评文章。（注：指《文艺报》1981年第19期发表的唐因、唐达成的文章《论〈苦恋〉的错误倾向》。《苦恋》是白桦、彭宁合作的电影文学剧本，电影改题为《太阳与人》。）那个剧本中没有“打倒共产党”那样的话，不过我们还是不赞成它发表或拍摄。事实是发表了、拍摄了，所以当时小平同志提出领导上软弱的问题。（注：指邓小平1981年7月17 日在同中央宣传部门领导同志所作《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就《苦恋》等问题批评“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当时大家都同意，承认软弱，也作了自我批评。这种状况现在改变了多少？有错误就应该批评。假如批评时有些语言不适当，当然要改进；但是既然对露骨地表现了错误观点的作品能够容忍，为什么对于批评文章语言分寸上稍有不妥或不够水平，就不能容忍呢？ 艺术的创新是永远需要的，内容变化了、发展了，形式不变化、不发展是不可能的。艺术包括文学总是不断地推陈出新。这里有两种情况需要研究。一种是，在创新的名义下反对社会主义。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有可能，也许还不只是可能。如果宣传一种反理性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那就不简单是个形式创新问题，而是世界观问题了。另一种，如果在创新的名义下提倡一种脱离一切内容的艺术，那末在好些范围内我们也是要反对的。 在有些范围内，比如图案画，是没有什么内容的，当然不能因此否定图案画。本来，艺术就像黑格尔说的那样，内容是不断地向形式发展的内容，形式是不断地向内容发展的形式。也还有这么一种艺术，很难说出它表现了什么内容，而这种艺术在社会生活里也是需要的。我们也要肯定这样的艺术。可是如果得出结论，认为所有的艺术都应该是这样，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文学中自我表现的问题，也在引起讨论。在某种意义可以说，任何作家的创作都是自我表现，哪怕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的作家，也在自我表现。因为任何创作都不能离开作者的感情、思想，作家必然要追求自己的个性。所以对自我表现也还是要分析。这个“自我”究竟还是客观的反映，它反映了什么东西、表现了什么东西，就需要分析。像《九叶集》的诗人（注：《九叶集》的诗人：在四十年代后期，国统区有一群年轻诗人，经常在刊物上发表诗歌，较有影响的有辛笛、袁可嘉、穆旦（查良铮）、郑敏、陈敬容、唐祈、唐湜、杭约赫（曹辛之）、杜云燮等九人，称“九叶”诗派。他们的诗作不同程度地受了西方象征派、现代派的影响。又被称为“新现代派”。他们的诗的合集为《九叶集》。）在形式上追求现代派，但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内容。卞之琳也是追求现代派的形式的，但他有些作品的社会内容很明显。假如宣传任何艺术都是根本不要什么内容的，说这是艺术的唯一出路，那么我们跟这样的观点就要进行争论。这个争论不同于政治的争论，当然也不是说没有一定的政治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