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10-0069-08 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说是其哲学思想的要核，1980年代以来对我国思想文化界有极为广泛的影响。尽管如此，“诗意的栖居”说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迄今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本文尝试提出的论点是：“诗意的栖居”说的要义是海德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为此，我们需要从海德格尔与世界历史哲学的关系说起。 一、海德格尔的历史时刻 1949年，雅斯贝尔斯出版了《历史的起源和目的》。当时，雅斯贝尔斯刚主动与海德格尔恢复通信交往不久，想必是因为扫了两眼雅斯贝尔斯的这部新作，海德格尔在回信中写下了这么一句话：“对德意志的灾难及其与世界历史、现代历史相互交织的争论，这将成为贯穿我们余生的事件！”①这个带惊叹号的句子明显缺乏上下文，却饱含极为厚重的历史感觉。海德格尔写下这句话时，他的文集《林中路》(1950年)想必已经付印，因此，这话传达给雅斯贝尔斯的意思很可能是：对“历史的起源和目的”的形而上学思考绝不应该如此轻省。海德格尔心里当然清楚：德意志民族乃至他自己所经历过的两次失败的战争，无论被贴上何种意识形态标签，说到底不过是“西方”自16世纪以来的历史形式的延续。《林中路》汇集了海德格尔在刚刚过去的十年期间(1936-1946年)所写的六篇旧文，按时间先后排序，其中两篇直接产生于战争状态。 排在第二篇的《世界图像的时代》非常著名，这是海德格尔在第二次欧洲大战爆发前一年(1938年)做的一次讲演。篇名中的“世界图像”这个语词很可能与斯宾格勒的“‘世界历史’是我们的世界图像”这句著名的话有关，因为，海德格尔在1938年的讲题是《形而上学对现代世界的奠基》，现在他用“世界图像”代替“现代世界”，很可能为的是凸显针对斯宾格勒的意图。 倘若我们沉思现代，我们就要追问现代的世界图像。通过与中世纪的和古代的世界图像相区别，我们描绘出现代的世界图像。但是，为什么在阐释一个历史性的时代之际，我们要来追问世界图像呢？莫非历史的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图像，并且是这样，即每个时代都尽力谋求它的图像？② 海德格尔会同意斯宾格勒说“世界图像”就是“现代世界”的代名词，因为，不可能有什么“古代的世界图像”，所谓“世界图像”这个表达式表征的是一种在西方的古代和中世纪“绝不可能有的”生存观念或“存在理解”。然而，海德格尔绝不会同意斯宾格勒说这种现代人的生存观念是与古代人的“自然意识”相对立的“历史意识”。毋宁说，作为一种生存观念，“现代的世界图像”表征的是一种“主体意识”，这种现代人才有的意识恰恰摧毁了西方古人原初本有的“历史意识”。按海德格尔的辨析，古人的“历史意识”与现代人的“主体意识”的根本差异在于：对古人来说，“世界”是“存在者整体的名称”，它“不局限于宇宙”，“就连自然和历史”“也没有穷尽了世界”。与此相反，现代人让“世界成为了图像”、让“人成为了主体”，从而决定了“近乎荒谬的现代历史的基本进程”。③ 西方的古人所理解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海德格尔在演讲中没有细说，仅仅说这个“世界”蕴含着某种不可言说的“大气磅礴”的东西。重要的是，海德格尔还说：虽然现代形而上学败坏了西方人的世界感觉，但属于“世界”的这种“大气磅礴”在现代历史中——尤其是在眼下的“历史性的时代之际”——并没有消失，只不过“以最不相同的形态和乔装显现出来”，“同时也在愈来愈细微的方向上呈示出来”④。为了激发德意志民族把握住这种“大气磅礴”的东西，海德格尔在演讲结束时强调，他的新形而上学不是要人们复古，而是要把握眼下的“历史性瞬间”走向未来： 只要人在对时代的一味否定中游游荡荡，那么，他就绝不能去经验和思考这种拒绝让人知道的[大气磅礴的]东西。那种出于低三下四和骄傲自大的混杂而向传统的逃遁，本身不能带来什么东西，无非是对历史性瞬间视而不见和蒙昧无知而已。⑤ 什么是1938年的“历史性瞬间”，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个“瞬间”肯定与德意志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相关。因为，讲演以荷尔德林的诗《致德意志人》结尾。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海德格尔在信中写给雅斯贝尔斯的那句话无异于在善意地提醒久违的友人：什么是真正的关于“历史”的哲学，应该怎样思考德意志民族的命运与世界历史的关系。 为了让德意志民族把握住自己的“历史性瞬间”走向未来，海德格尔致力勘寻现代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源，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的世界图像”是西方现代主体主义形而上学的结果。海德格尔在演讲中告诉听众，他已经找到这个“世界图像”的形而上学祸根：“在希腊，世界不可能成为图像”，但柏拉图的哲学却“是世界必然成为图像的前提条件”⑥。《林中路》所收文章出自精心挑选，经过精心编排，让人可以看到海德格尔如何为西方人的世界感觉重新觅路。文集以《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一文收尾，其用意明显是要展示：通过重新翻译并解释前苏格拉底哲人，如何彻底动摇西方人普遍具有的“直到今天都没有动摇过的信念”或“标准尺度”，即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视为具有继往开来之决定性作用的希腊哲学家”⑦。 这篇文章有三个值得注意的亮点。首先，文章作于第二次欧洲大战刚刚结束后的第二年(1946年)。就在同一年，海德格尔“曾在一个极小圈子里”做过一次纪念诗人里尔克去世20周年的演讲，即非常著名的《诗人何为？》，也收在《林中路》文集中。海德格尔在演讲中暗示：德国在夺取地缘空间方面虽然输给美国，但在形而上学方面，输家只会是美国，因为“就欧洲而论，至少在尼采完成形而上学之际”，“美国的东西已经只是欧洲的东西的被意求的现代本质对欧洲的集中反击而已”⑧。这样的说法让我们看到，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与德意志民族的历史机运乃至“世界历史”的机运有着非常即时的现实关联。毕竟，正是在1946年，美国一方面开始准备实施从经济上“拯救德国”的计划，一方面也着手对德国人施行思想“再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