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吃惯了北京的豆浆油条，何不尝尝广州的早茶点心？这里不涉及生死攸关的“立场”、“观点”，也不属于产品的“更新换代”，只是换一种口味而已。选择“纪事”的体式来浏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不是归纳总结出十大（或十二大）特征，除了换口味以及适应报纸篇幅要求，更缘于对世纪末读者（专家）“居高临下”的阅读姿态的深刻怀疑。与其给出若干众所周知而又似是而非的“经验教训”，不如引导读者回到现场，亲手触摸那段刚刚逝去的历史。 至于以年系事，只是为了便于记忆与叙说，并无微言大义。 摆脱了制造“定论”的巨大诱惑，不等于就可以随口“戏说”。依旧是专家的立场，只不过透过万花筒，眼前的风景开始晃动起来，在一系列的跳跃、冲撞与融合中实现重构。如此“百年回眸”，少了些严谨与浑厚，却希望能多几分从容、洒脱甚至幽默。在搬弄众多陈芝麻烂谷子时，叙述多而评说少，既是天地狭小的缘故，也不无制造悬念以便勾起读者阅读兴趣的意思。 作为史家，能否如此腾挪趋避，以及如此立说是否属于“推卸责任”，只好见仁见智了。 1902年，“新小说”的崛起 二十世纪初年，一场号称“小说界革命”的文学运动，揭开了中国文学史上崭新的一页。以“改良群治”为主旨，以“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为旗帜，以戊戌变法的失败为契机，“新小说”迅速崛起。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杂志，为“新小说”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提供了重要阵地。此后，刊载和出版“新小说”的刊物和书局不断涌现，“新小说”于是风起云涌，蔚为奇观。这一代作家（甚至包括李伯元、吴趼人等）没有留下特别值得夸耀的艺术珍品，其主要贡献是继往开来、衔接古今。正是他们的点滴改良，正是他们前瞻后顾的探索，正是他们的徘徊歧路以至失足落水，真正体现了这一历史进程的复杂与艰难。 1909年，文人结社之转型 1909年11月13日，柳亚子、陈去病等在苏州虎丘举行第一次雅集，正式成立近代中国第一个民族革命旗帜下的文学社团——南社。南社前后维持二十七年，最为辉煌的表现是在辛亥革命前后。南社社友追慕“几复风流”，辑校抗清志士的著作，刊刻古色古香的《南社丛刻》，以及选择春秋佳日雅集，但仍非“明末遗老”的复活。南社文人的投笔从戎，以及同盟会员的横槊赋诗，使得清末民初的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紧紧勾连在一起。不同于五四以后纯粹的文学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南社更多一份政治激情，以及直接介入实际政治运动的能力，比较接近的，其实是与之异代同调的左联。这就难怪鲁迅一反其时流行的将南社与鸳鸯蝴蝶派捆绑在一起讨伐的思路，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大会上，提醒大家注意“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的南社文人。 1917年，报刊与学校携手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京大学正式就任校长；九天后，教育部根据蔡校长的呈请，任命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杂志社因而由上海迁北京，与北大诸同仁精诚合作，共同致力于思想改造与文学革命。作为一代名刊，《新青年》与《申报》、《东方杂志》的重要区别，首先在于其同仁性质。不必付主编费用及作者稿酬，也不用考虑刊物的销路与利润，更不屑于直接地讨好读者与当局，《新青年》方才有可能旗帜鲜明地宣传自己的主张。晚清执思想界牛耳的《新民丛报》、《民报》等，也都属于同仁刊物，《新青年》的特异之处，在于其以北京大学为依托，因而获得丰厚的思想动力及学术资源。晚清的新学之士，提及开通民智，总是首推报馆与学校。二者虽同为“传播文明”之“利器”，却因体制及利益不同，很难珠联璧合。蔡元培之礼聘陈独秀以及《新青年》之进入北京大学，乃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大事。正是这一校一刊的完美结合，使得新文化运动得以迅速展开。 1921年，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竞争 五四时期两大文学社团同年成立，自然形成紧张的对峙与激烈的竞争；令今人大感兴趣之处，在于二者到底是齐头并进，还是互相拆台？1月，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 叶圣陶等十二人在北京发起成立“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文学，创造新文学”的文学研究会；文研会因其相对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被看作“为人生而艺术”一派。6 月，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等在东京成立力主“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作为挑战者，加上强调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创造社在与文研会的争论中，时有过激的言辞，但总的来说，无伤大雅。值得庆幸的是，至今尚未发现任何一方有借助政治、军事力量来解决文学纷争的企图。五四时期社团林立，影响较大的，除了文研会和创造社，还有新月社、语丝社、浅草一沉钟社、湖畔诗社等。众多文学及文化观点大相径庭的社团，均以自我发挥为主；即便发生论战，也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如此百家争鸣、互相砥砺的局面，至今仍令人怀念不已。 1923年，周氏兄弟的意义 周氏兄弟的离合，乃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无论是五四前后的配合默契，还是三十年代的情若参商，鲁迅、周作人的一举一动，牵连着整个文坛。以至研究者之进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往往以周氏兄弟作为导引和坐标。兄弟俩的性格志趣、思想倾向、政治立场之异同，早就是学界谈论的最佳话题。鲁迅在小说创作方面的巨大贡献，绝非乃弟之停留在“纸上谈兵”所能比拟；反过来，周作人文化视野之广阔以及生活趣味之精妙，也自有值得夸耀之处。还是各自均为擅长、且被时人目为“双峰并峙”的文章，具有较大的可比性。周氏兄弟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散文最主要的两种体式“杂感”与“小品”的代表，除了政治理想和思维方式的差异，还与二人寻找的“内应”不同有关。鲁迅之追踪魏晋，以及周作人的心仪六朝，对其或追求“思想新颖”、“长于说理”，辛辣简练得能以寸铁杀人，或欣赏“通达人情物理”，希望“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均起了重要作用。至于为何将晚清便已登上文坛的周氏兄弟放在1923年论述，其一，这一年的8月， 鲁迅出版了小说集《呐喊》，9月，周作人的随笔集《自己的园地》问世， 哥俩的文学风貌及基本成就已经奠定；其二，第二年起兄弟失和，从此分道扬镳，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谜团与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