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8)06-0090-07 从19世纪末开始，源自西方的各种科技、文化及学术思想，便以日本为输入、引介的中介，在中国大量传播并迅速影响着当时的思想界。及至20世纪初至1937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这种影响随着中国社会迫切的现实变革需要以及相关政策环境的开放而愈加突显。具体到20世纪早期的中国文艺理论与美学研究来说，由于文艺功能研究既同艺术本质、文艺起源以及审美发生等艺术的内部研究直接关联，又和艺术与人生、艺术与社会以及艺术与世界的关系等外部研究彼此照应，所以，有关文艺功能及其理论问题等作为当时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热点话题，在这一时期同样表现出十分明显的与日本的渊源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20世纪早期的中国文艺理论界来说，这种在具体问题领域存在的与日本影响的“渊源”关系，一方面体现为美学、文艺理论接受路径的整体选择性问题，即“日本路径何以可能”？另一方面，它也同时包含了中国学者对这一路径的选择性方式，亦即“日本路径以何存在”？前者是20世纪早期中国文艺功能研究及其观念发生与日本关系的现实前提，而后者则是这一关系的具体理论结果。 就前者而言，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西方文明影响下出现了现代文艺活动以及文艺理论研究的热潮。随着功利主义、超功利主义、古典主义、社会主义、唯物主义、心理学等思潮在日本逐渐兴起，加之日本社会寻求改变自身落后面貌的功利主义实学需求[1](P197-198)，文艺功能研究遂成为这一时期日本文艺理论的热点之一，也为其此后影响20世纪早期中国学者对文艺功能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而由于中日之间在传统上始终保持了文化交流的紧密性，这就决定了中日思想界在解读和接收包括哲学、美学与艺术思潮在内的西方思想的方式与方法上存在一定的近亲性，以日本为输入、引介渠道而获取域外文化和思想，更易于在中国获得传播和接受。就像梁启超等留日学者所认识到的，“日本与我唇齿兄弟之国，必互泯吵域，协同提携，然后可以保黄种之独立，杜欧势之东渐”[2](P81)。同为东方国家，中日双方在学习、接纳西方文明的目的上具有某种相似性，都是出于摆脱文化落后愚昧、实现民族国家复兴的目的，因此“先通日文以读日本所有之书，而更肄英文以读欧洲之书”[2](P80)。借道日本以获取西方新的思想和知识，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显然具有极强的适用性。 至于20世纪早期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中“日本路径”的选择性存在方式，则体现为“在场性/直接”和“离场性/间接”两种具体形态。一方面，20世纪初至1937年间，日本社会先后经历了明治中后期、大正时期和昭和初期等三个阶段。这是日本社会蓬勃发展、文化繁荣、包容开放的时期，也是中日交流最为密切的时期。取道日本学习西方和苏俄的先进思想与文化，在当时俨然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种潮流。而以一大批留日和旅日学者为代表的“在场性群体”，则在其中为20世纪早期中国文艺功能研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理论资源。他们通过交流、阅读、课程、讲座等途径，直接从日本思想界获取大量西方或苏俄以及日本学界的文艺理论、美学成果，并将其运用在对文艺问题的理论研究之中。由于这一群体中不论是政治避难的社会活动家、游学博文的知识分子还是追随信仰的红色革命者，在日期间都或多或少受到日本文艺思潮的冲击，因而对日本现代文艺思潮的认知和解读也往往有着直接的在场性，而他们在此过程中各自形成的文艺观念的差异性，则丰富了20世纪早期中国的文艺功能问题研究。 另一方面，作为间接接受者，一些没有留日或旅日经历的中国学者则构成“离场性群体”，主要通过中国国内的图书馆藏、报刊杂志等，大量接触到由日文转译而来的西方文艺理论资料以及相关的日本现代文艺思潮译著，进而在对西方思想的离场性解读、日本现代文艺思潮的离场性认知过程中，形成了带有一定日本影响因子的文艺功能观念。尽管这一时期也有不少中国学者选择以欧美作为游学地因而更直接地接触到西方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类学者就完全没有受日本因素影响的可能性。基于东西方文化和语言的巨大差异性，游学西方的学者在接受、理解西方文化时，也不免时或借鉴经验相对丰富、发展相对完善的日本接受模式或接受范式。而伴随更为密切的中日交流，无论是政府、民间团体组织推动的政策性译介宣传，或是留日学者自觉从事的相关翻译介绍活动，抑或日本侨民在华开办的各类机构对于日本原版书籍、报刊的收藏工作等，无疑都为这一时期的中国学者提供了认识、接受西方及苏俄文艺理论思潮的一种日本路径。 一、“西—日—中”路径模式与文艺功能观念的发生 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文艺功能观念发生过程中，“日本路径”主要是作为域外思想观念、学术思潮的转移和接受中介而存在。同时，这一路径实际上又区分出两个更为具体的实践形态，即“西—日—中”路径模式和“苏(俄)—日—中”路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