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当代文艺学最轰轰烈烈的两次理论争鸣莫过于几年前的“反本质主义”和当下如火如荼的“强制阐释论”了。“反本质主义”和“强制阐释论”发生的时间点不同，讨论主题也未形成直接的前后呼应。不过，如果把两者放在21世纪中国文艺学发展行程中作整体考察，就会发现它们实际上具有较强的内在关联性。这种关联既有表面上的排异性，又有深层次的相通性。就排异性而言，“反本质主义”把文学的自在性、自律性视为“本质主义”思维的产物而予以否定和抛弃，“强制阐释论”则主张只有回到以文学“自在性”为前提的“本体阐释”，才能进行有效的文学阐释；“反本质主义”主张对文艺学进行“扩容”、“越界”，使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策略进行文学研究，“强制阐释论”则认为使用文化理论阐释文学属于典型的“场外征用”，如使用不当即为“强制阐释”。就相通性而言，“反本质主义”反对的是脱离历史、语境、关系理解“本质”，但主张在历史、语境、关系中抓取文学“本质”的“非本质主义”的“本质论”；“强制阐释论”没有直接谈论文学“本质”问题，但在其反对“强制阐释”和主张“本体阐释”的理论深部却埋着文学“本质论”的根基。即是说，“反本质主义”和“强制阐释论”最终在“本质论”范式中又达成了理论逻辑上的和解。对于这种情况，“反本质主义”和“强制阐释论”并非个案，回顾中国当代文艺学的主要理论争鸣，基本属于“本质论”范式之中的内部矛盾。在20世纪哲学人文学术对“本质论”反思、批判历经百年后的21世纪，中国当代文艺学主流仍固守“本质论”范式，而需要突破这一范式寻找理论突围之路。 中国当代文艺学“反本质主义”挑战的对象是1980年代后形成的中国当代主流文艺理论形态，并称之为“本质主义”理论范式，而主张超越这种理论范式并以“建构主义”、“关系主义”、“穿越主义”等理论模式开展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建设工作。但如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这三个主义与它们反对的主流文论一样，仍未脱离“本质论”文艺学范畴。 “建构主义”在吸收借鉴布迪厄、福柯、利奥塔、罗蒂等人的社会学、后现代理论、实用哲学基础上，为“本质主义”作了一个界定：“本质主义是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在本体论上，本质主义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本质而是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的、普遍的永恒本质(绝对实在、普遍人性、本真自我等)，这个本质不因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知识论上，本质主义设置了以现象/本质为核心的一系列二元对立，坚信绝对的真理，热衷于建构‘大写的哲学’(罗蒂)、‘元叙事’或‘宏伟叙事’(利奥塔)以及‘绝对的主体’，认为这个‘主体’只要掌握了普遍的认识方法，就可以获得超历史的、绝对正确的对‘本质’的认识，创造出普遍有效的知识”①。这种早已被西方学界所摒弃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却弥漫于“文革”之后的中国文艺学学科研究和教学中。比如1980年代的权威文论教材把历史上各种文学观点归入“唯物”和“唯心”两类，前者是真理，后者是谬误，这是典型的庸俗社会学的本质主义文论。1990年代主流派文论抛弃了庸俗社会学的本质主义，却把审美、非功利、文艺自律性视为文学“内在本质”，这就走入了另外一种本质主义：“审美的本质主义”②。按照西方反本质主义的思路，文学理论在此后一般会走向文学本质取消论、虚无论或转移论。比如伊格尔顿在解构了传统文论中的“虚构性”、“想象性”文学本质观和20世纪形式主义“陌生化语言”文学本质观后，斩钉截铁地说：“文学根本没什么‘本质’可言……它不过是一些人出于某种理由赋予其高度价值的任何一种写作”③。卡勒也得出了相似结论：“文学是被一个社会认定的任何作品，亦即由文化认定的可以称其为文学的任何一套文本”④。而德里达更是彻底解构了文学“本质”，提出：“文学是一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文学的空间不仅是一种建制的虚构，而且也是一种虚构的建制，它原则上允许人们讲述一切……文学是一种倾向于淹没任何建制的建制”⑤。中国当代的“建构主义”在反对它所认定的文学本质主义之后，并没有彻底走向上述西方本质取消论或转移论，而是自觉与之作了区分：“我们所说的反本质主义并不是根本否定本质的存在，而是否定对本质的形而上学的、非历史的理解(在这一点上不同于有些‘后’学家那种根本否定事物具有任何本质的极端反本质主义)”⑥。也正是如此，“建构主义”反复声明，它的严格称谓不应是“反本质主义”，而必须使用“建构主义”。此处似乎深藏着一个内在逻辑：“反本质主义”立足点是“反”即“破”；“建构主义”立足点是“建”即“立”。“建构主义”受惠于西方“反本质主义”只体现在“反”的层面，与这种“反”相比，它更看重“建”的层面。进一步说，“建构主义不是认为本质根本不存在，而是坚持本质只作为建构物而存在，作为非建构的实体的本质不存在。”这种“本质建构观”落实到文学和文学理论上，就认为文学本质和标准也是由社会历史文化建构生成。这样，对于文艺学的研究主题而言，就不应再是某一正确的文学理论对文学固有“本质”进行揭示的问题，而应反思和追问，某种文学“本质”、文学理论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⑦ 至此，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建构主义”只反它所说的那种超历史文化时空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本质”，但并不反对有条件的具体意义上的“本质”。因为，在倡导者看来，尽管不存在绝对的、一般的、普遍的、实体性的“本质”，却是存在着相对的、历史的、特殊的、具体的“本质”的。与此同时，它“反对通过本质主义的方式言说本质”，认为“那些声称自己是唯一正确、合法的本质言说是不合法的”，但它“不认为关于本质的言说是不可能的。建构主义自己就是一种言说本质的方式”。⑧它要使用福柯的“事件化方法”、布迪厄的“反思性方法”和其他理论家的文化研究方法建构一种政治学和知识学的文艺学，目的还是要进行一种文学“本质”言说。具体就是言说被建构起来的文学“本质”或某一文学“本质”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可见，所谓“建构主义”其实质也就是“本质建构主义”。在具体操作中，这种“本质建构主义”不再直接给出文学本质和以此为核心的文学基本问题的具体答案，而是分析中外古今诸多文学“本质”言说的话语条件和权力关系。这样的文艺学实质上已经从原来讨论“什么是文学”的理论，变成了考察古今中外已有的文学理论流派是如何讨论“什么是文学”的理论。 “关系主义”批判和反思以往那些把文学视为“独立的，纯粹的，拒绝社会历史插手”⑨的文论形态，认为其具有“思想僵硬，知识陈旧，形而上学猖獗”的本质主义典型症状⑩，并有如下特征：1)坚持表象/本质二元对立和本质决定表象的决定论思维模式；2)以探究深度或内在性为理论旨归；3)世界图像的静止看法，而非与运动的历史相兼容；4)具有维护既定体制的保守主义倾向。这些特征中最根本的是第一条，它也是“本质主义”其他特征形成的根源。因为坚持表象/本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必然遮蔽其他各元关系和要素间的非决定论的动态生成性品格。在“关系主义”倡导者看来，任何理论都是需要进行理论预设的。既然“本质主义”可以对事物作出表象/本质二元对立关系的理论预设，那么，我们也可以对事物作二元之外的多元关系预设，而“超越表象与本质的对立，更为广泛地注视多元因素的相互影响”。进一步说，还可以不再把多元因素中的某一元强制性地置于特殊的深度位置。倘若如此，决定论也就自然解体了。这种理论预设“显然不再指向那个唯一的焦点——‘本质’；相对地说，我们更多地关注多元因素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11)，“关系主义强调进入某个历史时期，而且沉浸在这个时代丰富的文化现象之中”，发现各种关系，分析各种现象，进而达到对对象的把握。落实在文学上，就是将其“置于同时期的文化网络之中，和其他文化样式进行比较——文学与新闻、哲学、历史或者自然科学有什么不同，如何表现为一个独特的话语部落，承担哪些独特的功能等等”，即“我们论证什么是文学的时候，事实上包含了诸多潜台词的展开：文学不是新闻，不是历史，不是哲学，不是自然科学……文学的性质、特征、功能必须在这种关系网络之中逐渐定位”(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