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①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在学界激起轩然大波。②此文对1990年代中国社会的思想状况进行了评述，它的亮点，也是其后聚讼纷纭的焦点在于：汪晖一反“新启蒙”运动对共和国以来思想状况所形成的共识，独辟蹊径地提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136)。这一观点甫一亮相，就让众多学者为之振奋，引为同道，比如李杨、韩毓海、旷新年、贺桂梅等人，一时间，“反现代的现代性”成了“新左派”的理论宣言，进而成了“新左派”现代史观(特别是文学史观)的结构性要素。 鉴于“反现代的现代性”是中国思想界左右之争所瞩目的焦点，具有极其强大的思想含量，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必要来重新梳理它的发生的来龙去脉，并在此基础上对它作出理论反思。事实上，这一理论并非植根于中国，也不是汪晖的原创，而是由西方左派理论家最先提出，影响了求学西方的中国的青年学者，或者经过翻译漂洋过海地影响了本土学界。早在1993年，德里克的《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本文详细地论述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具有“反现代的现代性”特征，显然，汪晖深受影响。同年，海外学者唐小兵编撰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一书阐述了一个核心观点：延安文艺所代表的大众文艺是“一场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派文化运动”(6)。几乎同时，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一书问世，论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反现代”的“现代”意义。③因为唐、李二人的讨论拘囿于文学，没有在思想史层面上进行充分的展开，所以他们的观点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1996年，刘康的英文文章《现代性不同选择与文化革命——毛泽东与阿尔都塞的理论思考》④也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现代性不同选择”，虽不能判定此文对汪晖产生过影响，但仍不失为一种参照。⑤直至1997年，“反现代的现代性”经汪晖长篇、系统的阐释，成为最炙手可热的理论话语。 本文聚焦于德里克、刘康、汪晖关于“反现代的现代性”的论述，比较中西文论不同语境中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和阐释，探讨一种理论如何“迂回与进入”、⑥进而如何完成由中向西、由西向中的双向旅行。具体来说，西方理论家借用作为“他者”的中国的经验进行理论生产，此时的中国是欧美思想资源之外的一种抽象元素，当这一理论经过旅行被重新引回到中国语境时，中国又被还原成一种显性、具体的元素，就在这样的双向旅行过程中，整个结构发生了微妙的翻转，其中被置换的概念、被抽离的语境、被修改的问题意识以及新附加的观点都必须得到重视和清理。本文所要做的正是分析和还原这一理论结构转变中隐而不彰的部分。 一、德里克“反现代的现代主义”的内涵 法国五月风暴挫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活动，而那些因挫伤而更加激荡的反叛情绪成为了左翼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情结，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目光投向中国，认为中国是左翼运动硕果仅存的一块飞地，也是马克思主义贯彻地最好的一片试验田，顺理成章，左翼情结浓厚的德里克便以中国为例，尤其以毛泽东的理论实践来对抗资本主义现代性。德里克在《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反现代的现代主义”这一理论，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德里克的这一“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提法来自于马歇尔·伯曼的《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现代性经验》一书(Dirlik 59-60)，实际上他是将伯曼关于马克思的论述和毛泽东的理论实践嫁接后的结果，所以，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要从伯曼“反现代性的现代主义”开始，他的论述是根据如下步骤铺陈开的： 首先，什么是现代性？德里克认同并吸收了伯曼关于现代性的阐释，即是一种在具体空间和时间中感受到的经验，这种经验是充满矛盾、悖论，处于无休止的变化和解体之中。“它向我们许诺了冒险、权力、快乐、成长以及我们自身和世界的变化，与此同时它又威胁着要摧毁我们所拥有的、所知道和所归属的一切……现代性把全人类统一了起来。但是这是一个充满悖论的统一，一个没有统一性的统一；它把我们所有人都注入旋涡中，一个斗争和矛盾的旋涡，一个混乱和焦虑的旋涡”(Berman 15)。不止伯曼，大卫·哈维也强调了现代性的悖论：“现代性即使对他自身的过去也不尊重，更遑论对一切眼前的前现代的社会秩序了。事物的易变性使得人们难以保持任何历史连贯性意识。如果历史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它的意义必须在变化的旋涡中去发现和界定。现代性不仅要无情地打破任何或者一切以前的历史状况，而且它的特征就在于，它意味着一个自身内部永无止境地进行着内部分裂和解体的过程”(Harvey 11-12)。这样一来，现代化就是制造(和继续制造)现代性状况的历史过程：“科学的发现、工业的膨胀、人口的变迁、都市的扩张、民族国家、大众运动——所有这一切最终都是由‘正在扩张且在急剧动荡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推动的”(Anderson 97)。这样的现代性，令人喜忧参半。一方面，现代性的力量源泉是科学和科学思维的巨大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植根于批判理性和坚信人类为改善自身状况就必须去理解世界、改造世界的启蒙信念之中，并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和社会技术得到体现。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创造力所隐含的毁灭性力量：创造力在征服世界的同时摧毁了人类的生存条件，破坏了那些赋予人类生存以稳定性和可靠性的社会关系；它把人性从大自然中解放出来，又顺手把它关进一个由工厂、贫民窟、混凝土丛林以及理性化国家的官僚主义迷宫所构成的“铁笼”之中。伯曼还区分了现代性经验和现代主义：现代性经验是对于努力克服现代性矛盾的无休止试验的经验，而现代主义则是“现代的男男女女们试图不仅成为现代化的客体而且成为它的主体，试图理解并支配现代世界的一切努力”(Berman 5)。对此，德里克认为：现代性是一种经验，而现代主义则是一种努力和实践(Dirlik 6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