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254(2020)05-0001-08 2014年10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他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1]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有深刻的思想智慧，在新时代，根据时代发展与社会文化语境的新变化，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深化马克思主义原典文献的系统认识，发挥马克思主义文论对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导向作用，实现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是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研究的重要任务，也是积极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根本路径。 一、方法引领与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理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文论如何引领当代文论发展创新，这并非意味着当代文论发展归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理论和问题一脉，乃至走向问题的重合与反复，关键在于这个“引领”。首先，“引领”要从哲学方法谈起。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恩格斯的观点曾广泛被采纳。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可以说，恩格斯是践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第一人，很多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具体理论观念都有恩格斯的功劳。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了《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承担了《资本论》的编撰工作。在文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上，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提出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形式的观点，恩格斯还提出了“美学的观点和史学的观点”的文学批评标准。在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具体理论观念上，恩格斯写下了《卡尔·倍克“穷人之歌”，或“真正社会主义”的诗歌》《致斐迪南·拉萨尔》《致敏娜·考茨基》《致玛·哈克奈斯》《致保尔·恩斯特》等重要的文论著作；包括列宁也写下了《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致阿·马·高尔基》；毛泽东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理论著作。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马克思的理论思想是一种哲学指引和思想基础；而在具体的文论观念的阐释和发展中，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共同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成一种整体性的理论观念。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对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导向问题，马克思的理论最早已经在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那里体现出了这种“导向”的具体性。“导向”“导”的是文学理论具体问题研究的哲学基础和基本精神，而最终面向的是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具体实践。在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回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这个哲学基础和基本精神很重要，但关键还是具体实践层面上的应用和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论并非是一种凝固的理论范式，而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理论体系，也是一种批评阐释实践特征非常明显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论引领当代文论创新发展，就是要坚持不管是文艺理论研究还是文艺批评实践，都要始终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和基本精神的方法引领出发，并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展现出“导向”的作用。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经谈到：“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3]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他们曾批判德国布鲁诺·鲍威尔《文学总汇报》中的“批判”“把哲学对现实的颠倒变成最明显的滑稽剧”[4]，他们反对那种“用观点来评判观点”[4](253)的做法，而强调实践和理论的“神秘的同一”“审美的同一重复”[4](358)。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的这个观点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对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方法引领的具体表现，它内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当代文论创新发展问题的一致性、阐释实践的重合性和价值观念的相通性。具体说，马克思主义文论引领当代文论创新发展，也要改变那种“用马克思的观点评价观点”的方式，而强调理论和实践的同一性。马克思主义文论对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理论导向，就是要在系统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哲学基础与基本精神的基础上，把握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实践的具体问题，探索在新的文化语境与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的历史走向及其实践方案。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实践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当代批评实践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理论与批评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当代文论的发展的确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但也存在理论的宏大叙事与具体问题的微观研究之间的矛盾，就是理论研究往往只从理念层面上着眼，忽视了批评实践方面的存在，文学理论的诸种观念、各种概念、范畴成为了一种理念的图式，而微观意义上的文学经验研究被严重忽视。在这种矛盾中，文论话语的理论抽象化色彩是非常明显的，这种理论抽象化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所批判的“黑格尔式的体系误用”，是一种“最保守的哲学”，“把对象世界、感性现实的世界变成‘思想的东西’，变成自我意识的单纯规定性”[4](357)。理论的过度抽象不可避免地会与批评的现实和实践相脱节，理论很热闹，批评也很热闹，但在理论和批评之间缺乏系统性、标识性的概念、范畴贯穿和理念引领，久而久之，导致当代文论缺乏原创理论、核心范畴和标识性概念，文学的理论研究就变成了各种文学理论观点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理论导向研究就是要解决“从观点出发研究观点”的问题，破除当代中国文论研究在理念层面上的过度抽象所导致理论原创的瓶颈限制，达成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实践和理论的“神秘的同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