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20)01-0159-07 “感物说”是中国最古老，也是影响最大的文学理论之一。中国的“感物说”强调外物对人的刺激，人对外物的感应，这样就在心物感应中形成了天地人一体的亲密关系，导致文学与外在地理环境、地理空间之间一开始便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中国当前正兴起了一股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热潮，文学地理学关心的核心问题正是文学与地理空间、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感物说”正与此契合。但是，只要我们稍微深入地研究一下“感物说”，就会发现“感物说”所感的这个“物”并不是如我们一般想象的那样就是外在地理世界的自然山水、风物、气候、季节、环境的变化等，探究“感物说”所感为何物，正是“感物说”与文学地理学关系中的重要问题。 我们发现“感物说”所感的这个“物”，它的重心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魏晋以前的文学理论中，“感物说”强调“感”于一时一地的政治风化，它是感于“一国之风”“一地之风”的“感国”，“感物说”这时候呈现出来的地理世界是一个“国家地理”的形象。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就曾经指出：“纯粹之模山范水，流连光景之作，自建安以前，殆未之见。”①这也说明，魏晋以前文学感应的不是自然地理的空间与环境，而是有着浓重教化味道的“政治地理”。魏晋以后，自然山水本身才作为一个感应对象进入诗人的审美世界，这一解放导致了人们对外在地理世界的审美大发现，文学更多地摆脱了政治教化的牵制，促进了“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这是“自然地理”阶段。这之后人们开始更多地注意到地理环境对于作家人格品性的影响，注意到所在地理位置的文化意蕴、历史启迪等对于创作的影响，这时候“感物”强调的重心从自然气候转移到了“精神气候”的探讨上面，文学地理学也由此进入到一个“文化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的新阶段。 一、“感物说”的“国家地理学”内涵 中国早期的“感物说”表面上是感“物”，但实质上“感”的不是一个单纯的“物”，不是纯粹的地理环境，它的重点是感于当时当地社会政治的教化风气，实质上是“感国”，这时候“感物”的“物”不是自然地理，而是“国家地理”，政教化的地理。《礼记·乐记》提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②这可以说是“感物说”最重要的理论来源，所以《礼记》中这个“感于物而动”的“物”是什么对于我们来说就特别重要。现在人们为了证明“感物说”往往也就引用到“感于物而动”就结束了，认为这就足以证明有“感物说”存在了。至于“感”的这个“物”是自然地理环境还是其他什么东西，人们却不再继续深入探讨。 其实《乐记》随后这一段才是本篇的真正主旨：“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③这也就是说人有“哀心”“乐心”“喜心”“怒心”“敬心”“爱心”这“六心”，有这些心也就会有相应的“音乐之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六心”皆“非性也”，这六者都不是人的本性，都不是人天生就有的，它们都是受外物刺激“感于物而后动”才产生的。那么用什么来“感”人，人就会有什么样的“心”，因此那个“感”人的东西就特别重要了。《乐记》由此提出“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不能任其自然地由外物刺激来“感”人，而是要用“礼、乐、行、政”所由出的“治道”来“感”人，这样“治道”与由“治道”而出的“民心”也才是“同”的，所谓“同民心而出治道”就是这个意思。因此《乐记》的“感物”实际上特别强调用“治道”来“感”人，这个“物”更多的是“治道”。在这样“国家地理”的政治性之上来理解下面的话也就容易了：“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④人们关注“音”的是它所有由来的是“治世”“乱世”还是“亡国”，从听出来的“音”返回去，人们在乎的还是它“感”的那个世界的“政”是“治”还是“乱”。这里“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的“是故”是特别重要的词组，它强调了感物说的因果关系，“感”于“治世”而发的“音”就是“安以乐”，“感”于“乱世”而发的“音”就是“怨以怒”，这也再次强调了“慎所以感之者”的重要性，强调“感”的是与声音之道相通的“政”，强调的是“感”于一国一地的政教风化而不是自然地理环境与气候，等等。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面的“风”实际上就是以“国”为分类标准的，不是按照审美风格、内容或者艺术形式等分类，也不是按照自然地理空间分类。《诗经》中有《周南》《召南》《邶风》《鄘风》《桧风》《曹风》《豳风》等。我们应该注意《诗经》第一个“国风”是《周南》，《周南》是文武周公建国的国家；而“国风”的最后一部是《豳风》，“豳国”恰好又是文武周公的采邑。始于“周国”，终于“周国”，这形成了一个政治的完整链条，这种篇目的安排是有政治性的，是“政治地理”的隐喻。而《毛诗序》里对“风”的解释也完全是政教化的，认为“风”就是“‘讽’也，‘教’也”，强调“风”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所以叫“风”。而“变风”“变雅”之所以作也是由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缘故。《毛诗序》里提到的“吟咏情性”并不是一般的因景生情，而是因为“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行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⑤，所以这里的“风”“情”主要是感政治性的产物，主要是感时伤国之情。对“风”的政治性解读到了《文心雕龙》才逐渐弱化，《文心雕龙》的《风骨》将“风”和感物的“情”明确联系在一起，指出“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⑥。刘勰将“风”作为“化感”的本源，认为它的实质是“情”，这才把个人的感物之情和“风”紧密联系在一起，弱化了“国风”的政治感物性质，“风情”也才成为一个自觉的理念，这才有了“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