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2年范祎发表第一篇有关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论文至今，正好是一百年。百年来，有关梳理与总结以往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历史的论著已有不少，本文就批评史编撰的一些问题谈一些想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 中国“文学批评”的由来 中国古代有关文学批评的文字早已有之，从孔、孟等儒家经典到子书笔记、史家散论、文集中的序跋、书信，以及各体文学的评点与话体之作，另有少量的专著、专论等，多种多样。但是，在“五四”之前，没有被学界普遍认同的、可以统括各种批评文字的“文学批评”一词，当然也没有中国文学批评方面的史著。古代有关文学批评的最有总括意义的用词一般认为就是“诗文评”了，但它就批评对象的文体而言，没有包容小说戏曲的评论文字，就文学批评的样式而言，也忽视了体量庞大的评点等类，显然未能统括中国古代的所有的批评文字。 到了20世纪初，教育部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1903)、《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1913)等规定大学教学的科目中，尽管有“古人论文要言”及“文学研究法”等，与后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比较接近，但有关的教学与著作都没有跳出“诗文评”的传统思维框架。像黄侃在1914年北京大学的讲课笔记《文心雕龙札记》(1927年后出版)，尽管是出于20世纪初的作品，但还是用传统疏证的思维与方法写就的，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还是有距离的。 我国出现“文学批评”的这个名目是有一个过程的。现在大家一般都认为这个名目是“舶来品”。据了解，西方从亚里士多德起也有关于文学批评的文字，但真正拈出“文学批评”，并把它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恐怕也并不是起于遥远的古代。对我国起较大影响的是在1900年，一位名森次巴力(Saintsbury，George，1845-1933)的英国学者出版了三卷本《批评的历史——古今文学中的趣味》(A History of Criticism—and Literary Taste in Europe from the Earliest Texts to the Present Day)[1]。之后，在法国、美国、日本等也有一些学者写了有关“文学批评”的专著，“文学批评”一词就被国人陆续引进[2]。特别在“五四”以后，我国有一些学者纷纷在报刊上译介这类著作，也有一些国人自写了有关“文学批评”的专论，“文学批评”一时就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 这种局面的形成，我们首先要感谢把“criticism”一词翻译成“批评”的翻译家。因为英文这个词本来是多义的，正如陈中凡所说的，“考远西学者，言‘批评’之涵义有五：指正，一也；赞美，二也；判断，三也；比较及分类，四也；鉴赏，五也”[3]。而罗根泽说：“Criticism原来意思是裁判，后来冠以Literary为文学裁判，又由文学裁判引申到文学裁判的理论及文学的理论。”[4]但不论用以上六种理解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如用“批评”一词为好。其好就好在用“批评”一词，既有高度的统括力，又正好与中国传统的文论实际一拍即合。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在明代以后，它本来就是在文学评论中广泛使用的一个词语。 “批”与“评”，开始是分别使用的。就“批”字而言，最能令人形象地理解其字义的是《庄子·养生主》说：庖丁解牛时，“依乎天理，批大卸，导大窾”。这里的“批”，就是说庖丁能根据牛体解剖的规律，用不厚的利刀，剖入大骨的间隙处，将骨头轻易地分开。后来借此来比喻论文，开始是见于天子在奏章等文件上直接所作的“批答”“批敕”之类。唐权德舆就有《谢批答表》一文曰：“昨日中使刘履谦至，伏奉圣恩批答，令臣即断章表者。”[5]所以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辩》说：“至唐始有批答之名。以为天子手批而答之也。”至宋代科举考试中，试官在士子墨卷上也作批语，始将“批”用之于评判文章之上。至南宋末，吕祖谦选编了一本《古文关键》，对所选的古文都作有批语，接着陆续出现了楼昉《崇古文诀》、谢枋得《文章规范》、真德秀《文章正宗》等多本带有批语的古文选本，批注、批点，就正式成为中国古代流行的一种批评样式了。究其“批”字的要义，从天子的“批答”到后世上级对下级所呈文件上的批示、批阅、批复之类，以及对文章的批点，包括眉批、旁批、夹批、总批之类，都是指直接在文章(文件)上简明扼要、切中肯綮地作出剖析，提出意见，指示路径的意思。 关于“评”，《广雅》云：“评，议也。”《广韵》云：“评，评量。”其字从言从平，意即公平论议。与评文章直接相关的，如《新论·正赏篇》云：“评者，所以绳理也。”《南史·钟嵘传》云：“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文心雕龙·论说》云：“评者，平理。”显然，评与批稍有不同：批是从评论的方式切入的，评则比较强调要按“理”来“平议”，但两者都落脚在对于文章的评议，故有共同交叉之处，这就不难理解人们会将两字连缀成“批评”一词了。 目前所见“批评”一词，恐怕就在宋末元初《古文关键》等批注本流行后不久。当时刘辰翁的儿子刘将孙在谈及乃父的杜诗评本时就这样说： 是本净其繁芜，可以使读者得于神，而批评标掇，足使灵悟，故草堂集之郭象本也。[6] 稍后一点，钱鼒在为赖良选编、杨维桢作“评”的元诗选《大雅集》作序时，又将杨氏所评称之为“批评”： 会稽杨铁崖先生，批评而序之，命篇为《大雅集》。[7] 但综观有元一代，用“批评”一词还是凤毛麟角。不过，刘将孙、钱鼒辈也有文名，“批评”一词毕竟用得比较确当，容易被学界所接受。到了明代，“批评”一词就很快广泛流行起来，在文集中已触处可见，学者对于一些名著的选批也往往喜欢将“批注”“批点”“评点”改称为“批评”了，如茅坤选评唐宋八大家古文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