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德意志历史主义传统的反拨，历史哲学思潮致力于为历史研究寻找稳固的认识论基点。历史哲学倡导者主要受康德影响，一方面是以狄尔泰为代表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①，另一方面是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和弗来堡学派。美国学者琼·哈特(Joan Hart)《沃尔夫林再阐释：新康德主义和阐释学》②，以沃尔夫林与狄尔泰“精神科学”联系为阐述主线，而事实上，狄尔泰虽然深受康德影响，他的“精神科学”与弗来堡学派“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存在区别，后者对沃林格的影响要更大一些。沃尔夫林从早期移情形式观念转向视觉模式的艺术史架构，着眼于视觉形式创造活动的客观化心理原则的揭示和认知，表现出精神科学的特点，而这又通过形式艺术史的学院体制建设和艺术史的幻灯投影教学得到进一步强化；同时，他也保持了传统移情形式感知的活力和维度，赋予艺术史写作以感性的思想张力。在关乎南方和北方形式感问题上，沃尔夫林与沃林格文化与艺术立场的微妙差别，需要纳入当时的“精神科学”和“文化科学”的语境中加以讨论。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深入了解沃尔夫林、沃林格艺术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渊源与基本特点。 一、狄尔泰和沃尔夫林 贡布里希在《艺术科学》中谈到沃尔夫林时指出： 人们有时指责沃尔夫林，说他没有像李格尔那样建立总的成对概念，但是，他在语言上直观地表达事物的尝试具有经验的和根本不受约束的性质，这恰恰是他的优点。与他相反，像施马索(A.Schmarsow)追求的乃是可以先验论证的概念，思索的是“空间造型”，但直接把握对象（这是沃尔夫林著作的特征）却是他所不具备的。③ 写于1915年的《艺术史的基本原则》中的五对形式概念，带有经验和心理描述的特点，以直观方式揭示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代视觉模式的一般差别。此时，沃尔夫林已从《古典艺术》对作品文化精神气质的辨识，转向视觉模式(mode of vision)的自律的艺术史架构。“视觉模式”包含视觉心理的指向，承袭康拉德·菲德勒(Conrad Fiedler)“可视性”(Sichtbarkeit)理论。作为形式艺术史的基础观念，沃尔夫林把它视为一种动态的视觉想象力，而不是静态的接受类型，着眼于视觉模式表征的风格分析，形成相关形式概念。实际行文中，沃尔夫林保持了相当的自由度，经验描述与一般视觉心理原则揭示处于交织状态，持续激荡直观感知与理性思考的互动效应。 沃尔夫林艺术史学思想来源十分广泛④，就其历史哲学而论，主要来自于狄尔泰“精神科学”。正如琼·哈特所言，狄尔泰是沃尔夫林哲学方面最重要的导师。沃尔夫林在柏林大学跟随狄尔泰学习期间，对实验心理学发生浓厚兴趣，与狄尔泰主张的所有社会科学都应将心理分析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的思想是一致的。当然，沃尔夫林移情投射的形式理论，与这个时期洛茨(Hermann Lotze)、策勒(Eduard Zeller)、费歇尔(Robert Vischer)、费希纳(Gustav Fechner)、冯特(Wilhelm Wundt)等人把心理学引入康德先验形式，以扩展认识论哲学先验范畴的潮流也是相关的。不论狄尔泰或沃尔夫林，都倾向于把各种社会文化或艺术表述系统视为客体化的生命结构，借助于对这些文化或艺术系统的阐释，揭示特定人类群体的一般精神和心理结构特点。 狄尔泰和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家都注重历史科学的认识论基点，要把历史学从传统形而上学和实证论的神秘主义中解放出来，但两者取径不同。狄尔泰认为：“古代自然法学派的根本错误在于，先把各种个体孤立出来，然后再按照构想社会的方法，从机械角度，把他们联系起来。”⑤而实际上，只有个体生命单元才是“精神科学”的真正出发点。“即对一个个体在其历史性的具体环境内部所具有的总体性存在的描述和理解，是撰写历史的过程所能取得的最高级的成就之一”⑥。这就要求历史研究和心理学结合，探索意识的事实或者说“内在的经验”。“由人类学和心理学构成的科学既为有关历史生活的全部知识提供了基础，也为引导社会和使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所有各种规则提供了基础”⑦。 历史学者面对的绝非客观化的历史表象(Vorstellungen)，而是一系列由主观化历史素材引发的研究者心理体验的过程，是意识的素材或事实。体验主要指理解，即把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类文化或艺术纳入它们所处的上下文关系中，阐释学使这种体验和理解得以系统化，达成一种更为高级和广泛的科学概念。换言之，就是要把复杂历史现象还原到人类学和心理学原则上。人类社会和文化活动归根结底是心灵现象，“精神科学”是心灵现象的形态学，其被理解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类的文化创造从根本上讲是生命在各种体制的构造过程中的客观化。“人类历史的具有必然性的意图网络，恰恰是借助于这个由具体个体，由他们的激情，由他们的虚荣、自负和旨趣所组成的这种互动过程，得到实现的”⑧。我们也只有通过体验，而不是毫无根据的玄想，才能把握人类发展过程的最终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