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6日，北京大学西语系教员袁可嘉在天津《大公报》的“星期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从分析比较寻修正，求和谐》的文章①，他以“人的文学”宗奉者的立场，诚恳地向“人民的文学”进一言。在袁可嘉看来，放眼30年来的新文学运动，不难发现构成这个运动本体的，或隐或显的二支潮流：一方面是旗帜鲜明，步伐整齐的“人民文学”，一方面是低沉中见出深厚，零散中带着坚韧的“人的文学”；就眼前的世纪的活动情形判断，前者显然是控制着文学市场的主流，后者则是默默中思索探掘的潜流。他进而区分了“人的文学”和“人民的文学”的不同特征：“人的文学”的基本精神，简略地说，包含两个本位的认识，就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或功用说，它坚持人本位或生命本位，就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活动而与其他的活动形式对着说，它坚持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文学的价值既在于创造生命，生命本身又是有机的综合整体，则文学所处理的经验领域的广度、高度、深度及表现方式的变化弹性自然都愈大愈好，因此狭窄得有自杀倾向，来自不同方向却同样有意限制文学活动的异教邪说都遭过否定，伦理、教训文学，感官的享乐文学，政治的宣传文学都不能得到“人的文学”的同情，因为对于生命的限制、割裂、舍弃上，他们确实是三位一体的……也只有这样，文学才能接近最高的三个品质：无事不包(广泛性)，无处不合(普遍性)和无时不在(永恒性)；也只有这样，东南西北连成一片，古今往来贯为一串，生命的存在才能在历史的连续中找出价值，文学创造自成一个逐渐生长的传统……“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主要植基于文学对人生功用的全部否定，这与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通过文学的艺术性质而创造生命的见解是天南地北的；我们只是说文学必先是文学而后能发生若干作用，正如人必先是人而后可能是伟人一样……以我们所能见到的“人民的文学”的理论及创作为凭借，我们觉得这一看法的基本精神也不外二个本位的认识；就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说，它坚持人民本位或阶级本位；就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活动而与其他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相对照说，它坚持工具本位或宣传本位(或斗争本位)。“人民本位”的意义是说，文学，特别是现阶段的文学必须属于人民，为人民的利益而写作；人民在目前需要和平民主，因此文学也必须歌颂与和平民主有利的事实，抨击反和平反民主的恶势力。因为此时此地的人民是指被压迫、被统治的人民，因此人民本位也就有了确定的阶级性，相对于统治人、压迫人的集团。从这里出发，社会意识的合乎规定与否自然成为批评作品的标准，因此有异于这一标准的宗派或作品都被否定。尽管袁可嘉颇为坚定地站在“人的文学”的立场上，但也不得不承认，人包含“人民”；文学服役人民，也就同时服役于人；而且客观地说，把创作对象扩大到一般人民的圈子里去，正是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所求之不得的，实现最大可能量意识活动的大好机会，欢迎不及，还用得着反对？“人民文学”正是“人的文学”向前发展的一个部分、一个阶段，正是相辅相成，圆满十分。不过，仔细推敲，不难发现他承认的只是“人的文学”如何包容“人民的文学”，问题并不在原则上，“人的文学”不能或不肯容纳“人民的文学”——相反地，正确意义的人民文学正是它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使它向前跨出了一大步——而在人民的文学，为着本身的生长，全体的利益，必须在消除了可以避免的流弊以外，更积极地在基本原则上守住一个合理的限制，不走极端，甚至根本上有所修正或改善。所以，袁可嘉最终强调的是“人的文学”高于一切：“我必须重复陈述一个根本的中心观念：即在服役于人民的原则下，我们必须坚持人的立场、生命的立场；在不歧视政治的作用下我们必须坚持文学的立场，艺术的立场。”② 很显然，作为具有某种左翼色彩的知识分子，袁可嘉对“人民文学”有着相当深切的同情和理解，比较充分地意识到“文学，特别是现阶段的文学必须属于人民，为人民的利益而写作；人民在目前需要和平民主，因此文学也必须歌颂与和平民主有利的事实，抨击反和平反民主的恶势力。因为此时此地的人民是指被压迫，被统治的人民，因此人民本位也就有了确定的阶级性，相对于统治人，压迫人的集团”；而且也力图将这种意识灌注到对“文学”的“艺术性”的思考中，譬如在讨论“新诗戏剧化”的问题时，袁可嘉将他的视野拓展到以前从来没有涉及的“朗诵诗”和“秧歌舞”，视之为“新诗现代化”的一种路向：“朗诵诗与秧歌舞应该是很好的诗的戏剧化的开始；因为二者都很接近戏剧与舞蹈，都显然注重动的戏剧的效果。朗诵诗重节奏、音调、表情，秧歌舞也是如此。唯一可虑的是有些人们太迷信热情的一泻无余，而不愿略加约制，把它转化到思想的深潜处，感觉的灵敏处，而一味以原始为标准，单调动作的反复为已足，这问题显然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我还得仔细想过，以后有机会再作讨论。”③正如邱雪松指出的，袁可嘉的思考“极具左翼色彩。‘朗诵诗’系随着抗日战争时期兴起的大众化诗歌运动，一直为现实主义诗坛所着力推广和践行，‘秧歌舞’则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作为解放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形式而为人所熟知。袁可嘉在最早发表的文章中将二者纳入‘新诗戏剧化’的范畴，既显示了左翼对文艺界的强大影响力，也反衬了袁可嘉本人当时理论的包容度”④。必须进一步补充说明的是，他的“理论包容度”只是试图用“人的文学”来包容“人民的文学”，并且坚持“人的文学”具有永恒的“普遍性”和“文学性”，而将“人民的文学”当作暂时的“阶级性”与“政治性”的体现。 历史地看，“人的文学”的普遍性和永恒性其实也是某种“政治”建构的产物。具体而言，“人的文学”和“人民的文学”作为两种具有内在差异的“文学想象”，背后蕴含着的是基于对“中国国情”不同理解而产生的两套“政治规划”，其根本分歧在于是否以及如何将原本不在视野中的“绝大多数民众”纳入相应的“政治规划”与“文学想象”。在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中，从晚清“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争开始，“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问题，就成为了一个焦点，中经中华民国的建立及其宪政危机、国民革命的兴起及其失败、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抗战爆发和国共合作，然后到“延安道路”的确立和中共革命的胜利……逐渐形成了两套不同的“政治规划”。这两套“政治规划”的差异，从表现形态看，是依靠城市还是依靠乡村？是依靠沿海(发达地区)还是依靠内地(落后地区)？是依靠“市民”还是依靠“农民”……背后的关键依然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是仅仅只需要“政治革命”，还是既需要“政治革命”更需要“社会革命”？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反帝”不“反封建”还是“反帝反封建”⑤？核心问题则是如何将无论是经典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苏联式“社会主义革命”都不曾纳入“政治规划”，并不被视为“政治主体”的广大农村与广大农民，重新纳入“政治规划”和重新赋予“政治主体性”？“人的文学”和“人民的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想象”，在“审美规划”的意义上构成了两套取向差异的“政治规划”的文化表象和形式表达：“人的文学”对应的是政治上的“民族国家”、文化上的“印刷资本主义”以及文学上的“具有内在深度”的“个人主义”；而“人民文艺”对应的则是政治上的“人民国家”、文化上的“印刷文化”与“口传文化”杂糅的复合形态、文学上的“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两套不同的“政治规划”和“文学想象”的对应关系以及相互冲突、彼此纠缠的张力与矛盾，说明了20世纪中国无法简单地将“政治”和“文学”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领域，也意味着“文学”始终坚持了“从内部思考政治”的责任和使命，而这正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可宝贵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