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73(2010)04-0009-07 中国的审美文化研究，出现于1980年代，经过1990年代的发展，不仅基本完成元理论的建构，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地位，而且已经走上学科化的发展方向，但最近几年来却陡然降温，显出了沉寂的迹象。有鉴于此，本文回顾与反思中国的审美文化研究，认为它在推进当代中国美学学科的转型和促进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上，都将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它的未来发展，在完善其学科建设的同时，还要在实践性、微观性和民族性等方面不断深化，推出新的研究成果。 一、审美文化研究的兴起 中国审美文化研究的兴起，是一个比较曲折的历史过程，大致的区分是：1980年代早期为孕育阶段，中期是提出阶段，后期是展开阶段；而1990年代则是中国审美文化研究全面推进的阶段。 审美文化研究是美学研究中重大的范式变革，它与一般美学研究的显著差异，是高度重视文化在人类审美活动中的影响并引入文化作为审美活动研究的一种新视角。因此，只有文化在社会发展中引起人们的足够尊重，文化的实际问题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文化才可能被引入到审美活动的研究之中，进而出现所谓的审美文化研究。新时期以来，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政策上的改革开放，结束了文化在十年“文革”中被革命与蹂躏的厄运，人们重新认识到文化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尊重文化和重视文化，逐渐成为政府、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之间的共识，文化的地位得到了应有的恢复。正是从这个角度看，1980年代早期是中国审美文化研究的孕育阶段。此外，孕育阶段还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即美学研究不仅开始重视文化和审美之间互动的问题，而且产生了把文化引入美学研究的尝试，尤其是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研究上，经济基础决定论和阶级斗争至上论的解释模式已经坍塌，文化作为崭新的面孔被引入美学思想的解释之中。 1980年代中期是中国审美文化研究的提出阶段。有人曾经认为，“审美文化”这一概念在中国的提出，始于80年代后期金亚娜等人对前苏联美学的译介。[1]“审美文化”概念在中国的出现，的确是来自前苏联美学的影响，但引介时间不是80年代后期，较早引介者也不是金亚娜。1982年，刘宁发表《苏联美学界关于艺术本质的讨论情况》一文，文中说“六十年代以来，苏联美学界还提出了‘艺术文化’和‘审美文化’的新概念”，然后作者花了不少篇幅来介绍阿·叶果洛夫等苏联学者对“审美文化”的种种论述与理解。[2]这是国内最早介绍前苏联“审美文化”及其理论的，尽管当时不可能立即产生重大影响，但它毫无疑问地是给了中国学者以极其宝贵的启发。国内学者最先明确进行审美文化研究的是潘一，1984年，他在《青年审美文化纲要》一文中，从审美文化现象、审美文化的产生、审美文化的层次结构、审美文化的功能以及审美文化的特征等五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审美文化，并结合青年这一特殊的审美文化主体，以艺术社会学的角度，提出加强青年审美文化的研究以及如何进行青年审美文化的研究。[3]时隔不久，又有学者以更高的理论视野提出超越于青年这一特定主体的审美文化研究，郭因的《大文化和大美学》就是从文化和美学的相互关系以及美学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系统地论述了开展审美文化研究的重大意义，认为破除艺术自律、打通文化和审美之隔阂的泛化美学研究，是美学学科的发展方向。[4]上述这些观点和主张，在1980年代中期都曾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在审美文化研究的提出阶段，也产生了不少实践性的研究成果。像沈念慈，从民族的审美意识和现代文化的基本精神来分析当时香港和台湾的流行歌曲，就是一个比较出色的审美文化研究文本。[5] 到了1980年代后期，中国审美文化研究基本进入展开阶段。这受到了当时“文化热”的大力推动。始于1980年代中期文艺创作领域的文化“寻根”思潮，到1980年代后期演变为理论领域中强调文化研究的“文化热”。“文化热”首先是从文学研究领域发起的，并逐渐扩展到美学研究领域，由此推动了审美文化研究的展开。王兆胜的《贤妻良母：一个古典的审美文化模式》就是以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贤妻良母形象为例，结合古代封建社会制度和家庭伦理等文化要素，论证了贤妻良母这一特殊审美文化模式的存在、表现、构成和影响。[6]在展开阶段，蒋孔阳、王元化、李泽厚、叶朗、张首映等这些著名学者曾先后参与到审美文化的讨论和研究之中。叶朗发表的《审美文化的当代课题》[7]一文，从通俗艺术与严肃艺术、艺术的传统与反传统、现代科技与审美活动三个方面，首次把过去注重历史维度的审美文化研究引向了对当代审美文化现实的关注，形成审美文化研究中以关注文化现实为焦点的现实维度。自此以后，对当代中国的审美文化现实的批评与研究，就逐渐发展起来，并成为审美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 1990年代，审美文化研究进入全面推进阶段，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从参与学者来看，聂振斌、陶东风、王德胜、李西建、姚文放、张晶、肖鹰、金元浦、张法等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相继加入到审美文化研究之中，并以其开阔的理论视野和敏锐的思想锋芒很快就把审美文化研究推到美学研究的前沿；从研究内容来看，除了审美文化元理论的研究以外，中国传统审美文化、西方审美文化、中国当代审美文化以及中西审美文化比较的研究齐头并进，尤其是各种门类艺术中的文化学研究，也取得了飞速发展；从研究方法来看，前苏联的审美文化研究方法不再占有重要地位，西方的现代与后现代的诸种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被相继介绍进来，并迅速得到广泛响应，形成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态势。审美文化研究这种全面推进局面的形成，从外部来看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体制作用下的社会转型以及现代科技与商业资本共同作用下的文化变迁，而从内部来看则是深受西方后现代学术转向的影响和我国美学学科发展需要的推动。这些因素，人们谈论的比较多，甚至也做出了很好的总结。[8]本文要强调的是，19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也是形成审美文化研究全面推进的重要原因。在1990年代的社会转型中，知识分子逐渐失去政治精英的社会身份，回归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这种知识的专业化与职业化的身份变革，导致知识分子出现比较矛盾的心态：既想占领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制高点，巩固自己新的知识化的专业性身份，又不甘心在这场变革之中束手就擒，渴望拿回曾经属于自己的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权力。这样一来，知识分子热衷于审美文化研究，一方面是审美文化作为新的研究领域能够创造新的知识增长点，彰显知识分子在知识生产中无可替代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审美文化比较关注审美规律与社会现实之间在文化层面的联系，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解释新的审美现实而重新获得介入社会、干预现实的文化领导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