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实与虚构：把散文当小说写？ 这是散文界争论最多的第一问题，多少年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纠缠不清。 持“真实说”的人认为：小说是编出来的，散文是写下来的，写下来的意思就是把个人经历如实地记录下来，其价值就在于“真”。有人甚至极端地说，“不真”就是欺骗读者，就是玩弄他们的感情。也有理论家持此观点，说小说和散文的最后分野，就是“虚构”还是“真实”，不然就没有标准了。而持相反意见的人说：现在的散文创作实践并不是这样的，出现了一些合理的虚构，特别是一些年轻作家，常有离经叛道之笔，在虚虚实实之间使散文具有了新的丰富性的表达，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在作家们之间也存在着争论。比如莫言说他有时把小说当散文写，有时把散文当小说写，不可能没有虚构。赵丽宏认为无论如何要真实。而评论家李子云则说，在写人物时不能虚构，其他视情况而定。还有人提出应该重新理解“真实”的含义，还有人提出“本质真实说”，还有人提出“比真还真”，等等。 笔者认为：散文不但应该、而且当然允许“虚构”，剪裁其实已经就是在进行“虚构”了，因为虽然还是原来的那条河流，但是先前的那股水流早已倏然逝去，并且永不复返。不是曾经有一场著名的官司，只因为记者把演出时间由7点半误写成7点，便成为一个口实，竟输掉了整个儿官司。这种荒唐，可以给原汁原味的“不准虚构说”，提供一个绝好的参照。 再从创作实践来看。90年代散文精品里面，确实多有这方面的范文，“不允许”已经好比是过了气儿的老女人，又苍老又无力，已根本控制不住群雄并举、生机勃勃的创作局面了。“真实”并不是要每句话、每个时间、地点、人物都绝对地投影描图似的原生态，只要符合情感的真、本质的真，是写作者真情实意的表达就可以了。季羡林先生曾有这么一段话：“我心目中的优秀散文，不是最广义的散文，也不是‘再狭窄一点’的散文，而是‘更狭窄一点’的那一种。即使在这个更狭窄的范围内，我还有更更狭窄的偏见。我认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请注意，季先生说的是“真情”，而不是“真实”，一字之差，相距万里，“真情”是形而上的提升，是“真实”的本质、真实的大化、真实的真谛，是采天地之精华而凝成的那一滴甘露，因而的确是“比真还真”，这是老先生一辈子的经验之谈。 当然，我这里并不就是说提倡虚构，不是的。写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大多都有这种体会，有时，当你完全用现实主义的笔墨不能或不足以表达时，你还就得借助虚的笔墨加以构筑。一个绝好的例子就是张洁的《过不去的夏天》，其虚，让你一看就知道她给你编了一个荒诞故事，其实，却是从心底里喷发出来的再真切不过的情感，表层上的故事不过是个载体，完全是为直抒真切胸臆而服务的，目的是让读者跟她一起燃烧起来，而效果也的确如此。你能说这是虚构的因而不允许因而不承认？你不承认读者却承认，理论上不承认创作实践上却承认。所以，还是不要再停留于清谈堂上无意义地苍白地争论不休，迈步走向大千世界吧，生活之树常青，好作品绽放得满山满坡惟是。 二、文体：重要的是好文章 关于文体的争论历来不断，前些年是“大散文”还是“小散文”，近年来是“跨文体写作”还是“反对取消文体”，中心意思是一个：散文的写作，究竟是应该保持其传统的“纯种”呢，还是欢迎杂交？ 前者的队伍里人员较驳杂，小说家、理论家、学者都有，他们几乎是没有主观意识的，就非常自然地把其他行当里的优势，带入了散文创作。比如王蒙先生，其散文里明显有着他小说里的机智、幽默和深刻；再如吴冠中先生，从其散文里经常可以读到一幅又一幅凸现的画面。这支队伍主张：任何艺术手段都是为目的服务的，能把各个行当的优点运用到散文创作，使其成为集大成者因而变得丰富多彩，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文体就像旧时的行帮山头一样，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甭管过去是什么门户，现在都要开开山门，取五岳之气势纳日月之光辉，怎么表达得好就怎么写，这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来说都不会错。 后者队伍的基本人员多是散文界中人士，以散文理论家和散文编辑为多。北京师范大学刘锡庆先生坚决主张要“净化散文文体”，他认为散文只是表现自我内心情感的文体，连随笔都应该剥离出去，因为散文若是一味贪大，其结果等于消解了散文自身。天津百花社谢大光先生认为，多样化要有样，百家争鸣要成家，散文的“泛化”只能导致取消了自己的特性，是散文的灾难。《散文天地》楚楚女士形象地说，随笔、序跋、日记都有自己的名字，干吗非要挤到散文里来？致使今天的散文概念变得很滥，那些没有文采的、发不掉的劣作，都变成“大散文”而招摇过市，散文的典雅性哪里去了？这支队伍主张：为了散文的命运前途，必须保持住散文的品性，在实际操作中要严格把关，使之不被解体。 笔者是赞同跨文体写作的。理由有三： 1）从文本的写作来说，真正的大作品都是不分文体的， 绝不会被形式束缚住手脚。例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洋洋几百万字，运用了纪实、日记、书信、散文、小说等多种文体，融其优势而合为一体，相辅相成，构成一幅宏大的画卷。中国的例子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1991年发表于《上海文学》，编辑要当小说发，史铁生说我写的是散文，最后折衷以“名家新作”模糊过去。孰料发表后，小说界欢呼有了一篇好小说，韩少功当年著文说，即使全国这一年再没有别的好小说了，单凭一篇《我与地坛》，也可以说1991年是个丰收年了；而散文界也兴奋有了一篇散文大作，各种散文选本一而再、再而三地选载，该文成为90年代中国散文的经典之作；史铁生自己呢，则愿意还其散文真身。其实，要叫笔者看来，算什么文体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好文章出来了，就一好百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