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明显不同于80年代，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如何认识90年代，如何对待90年代新出的文化观念，建立应有的文化观念，仍不明朗。下面我们三人的对话，是想试着为90年代的文化观念“清理”和重建作一点有限的准备工作。 一 90年代中国文化批评的诸种话语 王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我们三位今天坐在一起，谈谈对90年代文化批评的一点想法。刘康先生从美国回京作短期访问，想必对国内文化状况有着比我们感到新鲜的感觉和看法。 刘 （美国宾西伐尼亚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系副教授）我每年都回来2、3个月，有了一种“两面”的特殊性，说我站在海外立场，不完全；说我全然进入国内语境，不可能。这种不中不外，亦中亦外的“中间”状态，既增多我的想法，也增多我的困惑。我想，困惑大概不仅是我的个人感受，似乎整个中国90年代都存在这种“中间”状态。中国从政治淡化以后走入这么一个市场化的时期，文化上大家都在摸索，出现不同的声音，提出很多问题。从去年开始，我就比较注意国内人文学界讨论的问题，比如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这可能涉及国内从80年代到90年代、甚至整个20世纪的传统，另外与世界有关联的如东方主义、后现代和后殖民问题，用中心与边缘术语涉及的民族、本土、中国的全球定位问题，还有因市场带来的大众文化勃然兴起和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对立的问题。这些都明显地突出了90年代与80年代的断裂，也突出了90年代的新特点：众声喧哗，或者用一个海外说法：一个“新诸子百家”的局面。 王 “新诸子百家”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你能否再说具体一点，也谈谈你对这个说法的评论。 刘 这是一些在80年代属文化反思派而后来去了海外的中国学人的一种提法，列了一大堆，什么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宪政派、修正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指李泽厚）、第三条道路、新马克思主义、新儒学、新权威主义等等。但反而没有太关注人文精神及后现代、后殖民问题。他们主要着眼政治和经济层面，但他们本身是搞文化的，也有搞文学艺术的。我觉得他们的说法有两个特点。一是政治性比较鲜明，二是对全球化问题比较敏感，这很自然，因为他们身在美国，处于全球化的中心，他们对于全球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前提都予以认同（该前提用通用的话说，就是历史中介论，意识形态中介论，意识形态冲突被文明的冲突所取代）。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化发展趋势和文化批评都可以纳入市场化这个大框架里面。市场化潮流对意识形态的“独断”造成了强大的冲击，造成了公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的繁荣。 王 你描述的“诸子百家”反映了海外学者的看法，但我觉得，在国内反响不大，国内的理论热点还是，如你所注意到的，后现代、后殖民、人文精神、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主流文化这些问题。另外，能成“子”和“家”，应该在学理上有相对比较完整的建树，其理论范畴清楚、自成系统。但目前国内文化界，几乎达不到这一要求，很多还属粗浅想法，基本上还在发展之中，所以难说“子”或“家”，更谈不上“诸子百家”。 张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康的描述，显出了国内外学者对当代中国文化在关注域和感受点上的差异。 国内更注重80 年代和90年代的差异、矛盾和张力。90年代的特点，正如二位所说，分为两大话语群，一是后现代、后殖民、东方主义等，从形式看，似乎是80年代以本文话语来谈论中国的继续，但在内容上，又与80年代不一样，表现为一种“借挪”式操作，即借用西方的最新流行话语来言说中国文化在90年代的“新”处境。另一话语群就是为海外所忽略的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话语言说。人文精神话语自去年严肃而又热闹地出场，已成为文化批评市场普遍流通的焦点话语之一。它是按照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轨迹、特别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演化特点而产生出来的东西，既模糊又具体，既具理论更含情感性，带有较大的包容性和普泛性。这两套话语反映了一种新情况：中国文化进入90年代以来，在全球性变化的背景下，要想重新思考和建立自己的文化形象和明确自己的未来走向，要想创造新的话语来言说变化着的中国、世界、和未来。但目前无论是借用西方的诸种“后”语，还是自出心裁的人文精神新话，都还嫌初嫩。我想今天我们如能从多重视点对这两套话语进行一些析辩，对推进90年代的文化思考也许不无意义。 王 张法谈到人文精神具有情感性的一面，我有一个想法，人文精神基本上是一个怀旧恐新的概念。面对90年代的新的变化，特别是过去的一体化文化的分化（如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一批知识分子感到恐惧和焦虑，此时对诸种“后”语的解释不满意，希望有新的话语。但是，他们的学术背景又主要是20世纪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他们力图用旧的启蒙话语来解释90年代的文化分化，以怀“旧”的思维来对应“新”的变化，从而产生了“人文精神”概念。当然启蒙传统是需要继承的，但更重要的是面对新的变化，使这一传统得到新的转型、发展，更新。 张 你说的“怀旧”抓住了人文精神话语的一个特点。我想，人文精神话语有更加广泛的基础，人文精神就其可以上接五四而言，继承了一种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在政治淡化的90年代，它应合了与主流文化的疏离化并与之保持张力的动向，提倡人文精神、人文导向，高扬了一种超越当下的知识性立场。这里，无论意识到与否，不无对市场化潮流中社会分工的一种应和。但是，至少从现象上，特别是从其出场背景看，它表现了对在市场化潮流支持下波涛汹涌的大众文化的恐惧和抵抗。这两极构成了人文精神概念的矛盾性和含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