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96X(2001)02-0010-05 中国文艺学本体生命的现代流动跟文艺核心目标的现代转换与文艺价值功能的现代转换是互相依存的。由古入今的纵向考察，虽可约略看见中国文艺学本体生命的未来流向，但视野还不够深广，尚需引入中外文化交流的视角，并借助前人的博观圆览法和层面深入法。若如此，我们就可以作出这样的预测：新世纪的中国文艺学，必将再次展示并非断裂型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转换再生能力。 一、用博观圆览法看中外文化交流的总趋势 “天人合一”的辩证系统的整体流动的思维方法，已常为学界所言及。与此相关的，我们中国还有一种方法，可称为博观圆览法，这就是屈原说的“周流观乎上下”（《离骚》）、刘勰说的“博观圆照”（《文心雕龙·知音》）、郭熙说的“山形面面看”（《林泉高致集》）。这既是审美方法，也是观察认识一切事物的重要方法。用这样的方法看中外文化的交流，我们就会发现，人类文化自古以来就一直处在互相交流、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动态之中，只是广度与深度不同而已。原始社会的文化交流，跟原始部落采取游动的方式获取物质资源相关，这可从世界各地的原始岩画看出。自从文字和国家民族出现以后，人类文化的交流便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但天灾、战争、商贸却常常打破语言文字的障碍和国家民族之间的种种制约，引发范围不同的人类迁徙和文化交流。无论是野蛮打败文明，还是文明终究战胜和同化野蛮，不同的文化总会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走向不同程度的融合。例如公元4世纪欧亚大草原发生千年末遇的自然灾害，曾引起欧亚大陆的大动乱和民族大迁徙。在这次大动乱和民族大迁徙中，继古希腊文明之后的古罗马文明寿终正寝，欧洲陷入了黑暗蒙昧的为宗教神学所统治的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在文艺学方面毫无建树，华夏文明不但不像古罗马文明那样被消灭，反而在吸收胡服、胡床、胡骑等有用的胡文化时，同化了胡人，而且诞生了一批文艺学专著，那就是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谢赫的《画品》、庾肩吾的《书品》等。 暂且不谈印度佛教文化如何传入中国，并被中国改造为禅宗，影响着文学艺术的发展，而文艺学则将儒、道、释进行创造性的融合，因而对外来文化作出较为成功的回应。只想谈一谈西方出于自身文化的困境，两次将目光投向东方，以及我们中国的回应。第一次发生在17世纪左右，第二次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17世纪左右的欧洲，中世纪的教皇与文艺复兴的国王意在较量中决一雌雄，新兴资产阶级凭着迅速发展的财力而要取代他们，启蒙思想运动正在发生发展，社会变革势在必行。当时的中国，处于明清之际，以李贽为代表的思想解放运动，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运动遥相呼应。那时来往于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传教士，一方面将欧洲的科学文化和宗教文化带入中国，另一方面又把中国文化带回欧洲。正如中国人对欧洲人的科学文化感到很新鲜一样，欧洲人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和审美文化也感到很新鲜。时至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欧洲人“大家都以中国人自居。”[1](P579)欧洲启蒙者在接受萌发于上世纪末的“文明平等”观点和理性方法即实证科学方法“归纳——演绎”时，努力借助中国文化中可参照、可移用的东西。实际上，他们主要是从中国儒家学说尤其是宋儒理气之说中汲取泛神论乃至无神论思想，为欧洲本土的泛神论和无神论哲学提供有力的支持。结果是中国的无神论成了西方宗教神学的致命伤，致使在1740年左右《圣经》的普遍性到了寿终正寝的地步，大大有利于科学文化的生长。他们还利用孔孟的“性善说”来反对宗教的“原罪说”，为提倡“理性、进步、自主”的社会发展观提供了支持。他们还从中国道家乃至阴阳五行学说中吸取“对立统一”的哲学观，这种观念对莱布尼茨的影响尤为明显，并经他的学生沃尔弗在18世纪初期的大力鼓吹，后来融入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中，促成了辩证法在德国的发育。上述思想，既反映在欧洲的古典哲学之中，也反映在欧洲的古典美学和文艺学之中。西方学习中国文化并没有使欧洲人“全盘东化”，反而在借鉴、吸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以对科学的信仰取代了中世纪的神学教条，以民主制度取代了封建君主专制的制度，使西方文明跃上了历史的新台阶。在欧洲人学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也在学欧洲。17世纪初明代学者徐光启曾提出“会通中西”的路子，即所谓“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历书总目表》），但他和其他学者都没有机会到西学策源地去考察过，也不了解西方人向中国文化学什么，因而处于被动地位。后来因满清当权者的保守、无知和傲慢，导致1759年乾隆下令闭关自守，直到1840年国门被文明而又野蛮的坚船利炮所攻破才被惊醒。在落后挨打、受尽屈辱之后，时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才派出自己的留学生。为了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20世纪初的中国，对西方的自然科学文化和社会革命文化作出紧张的选择，几经周折，终于选定了科学与民主，引发了“五四”运动，中国古代文艺学的现代转换亦相伴而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再次将目光转向东方，情况跟前次很相似，也是为了解决自身文化的危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崇拜科学技术、兴办跨国公司、搞爆炸式的生产，虽然为人类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促进了经济繁荣，但由于科学主义与对科学成果的不适当使用，却又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把人的社会整体生活机械地变成许多碎片，人们似乎拥有一切而又一无所有，感到精神空虚，孤独寂寞；资本主义的组织管理和市场竞争，极大地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但却又扭曲人性、分裂人性、使个人主义极端膨胀，甚至认为“他人即地狱”；科技、经济、文艺相结合的文化产业极大地提高了艺术生产和广泛传播的速度，但却又使艺术缺乏个性和独创性，甚至使艺术堕落到脱离人生而毫无生命气息。因此，西方的“中国热”日渐升温。他们推崇主张“仁爱”的孔于儒家学说，乃至1988年1月，有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前去吸收孔子的智慧”；他们还奉老于道家学派的自然之说为“圣经”，经常引用。中国的传统文艺作品和文艺学，也逐渐成了他们研究的热点。（注：参见黄鸣奋《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书中有《古代文论研究》一节，对西方17世纪至本世纪90年代的有关情况，论述颇详。）总之，他们想从中寻找解决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的自身心灵与社会文明等日益加深的矛盾冲突的办法。而我们中国彻底打破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之后，便努力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前进，改革开放以来，前进的速度逐步加快。我们在努力学习和研究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在努力学习和研究西方的现当代文艺学，并积极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艺学。西方对中国古代文艺学的研究成果，给我们以许多启发；我们的有关研究成果，对他们必将是一种有力的支持。 总而言之，应当采用博观圆览法，将中国古代文艺学本体生命的流动，放到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既要看到中国的一面，又要看到外国的一面；既要看到古代的一面，又要看到现当代的一面。这样才能居高临下地全面地看到中国文艺学必将根据时代的要求而走向新的融合创造的趋势。 二、用层面深入法看中国文艺学的深层内核 跟博观圆览法相关的，是层面深入法。这里所说的层面深入法，是对古代文论家的“层深”之说的化用和翻新。清代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郦道元叙山水，峻洁层深，奄有楚辞《山鬼》、《招隐士》胜境。”[2](P18)这里是用“层深”这个概念来评析散文，而清代毛先舒（稚黄）则用“层深”来评析宋词，他在《毛稚黄词论》）中说：“词家意欲层深，语欲浑成。作词者大抵意层深者，语便刻画，语浑成者，意便肤浅，两难兼也。或欲举其似，偶拈永叔词云：‘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此可谓层深而浑成。何也？因花而有泪，此一层意也。因泪而问花，此一层意也。花竟不语，此一层意也。不但不语，且又乱落，飞过秋千，此一层意也。人愈伤心，花愈恼人，语愈浅，而意愈入，又绝无刻画费力之迹，谓非层深而浑成耶？然作者初非措意，直如化工生物，笋未出而苞节已具，非寸寸为之也。若先措意便刻画，愈深愈堕恶境矣。此等一经拈出后，便当扫去。”[3](P608)所谓直如化工生物，是指内容美与形式美和谐统一的意境优美的艺术品，简直有如天地自然孕育出来的生命体，恰似破土而出的竹笋。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品，尤其是以乐境写哀或以哀景写乐而倍增其哀乐的艺术品，即如所谓“人愈伤心，花愈恼人”的审美心理环境下产生的艺术品，它虽是一个楚楚动人的生命整体，任你居高临下地旋转式地面面观，但又可将它剖分出若干层面，层层深入，逐层观赏，一步一景地玩味，如欧阳修（永叔）的《蝶恋花》末两句“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就被分析成四个层面来欣赏，而且直透其审美心境的底蕴，不可谓不深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