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9)03-0040-09 “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又称“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作为一股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因其反抗形式主义的语言自设而对历史与文化语境重新开放的阅读实践，曾于80年代中后期在英美产生广泛反响，并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传入中国，影响至今。然而，文化诗学之所以能在中国土壤中落地生根，并经由两代人的努力趋于建成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诗学理论体系，除其观念方法与中国传统诗学文论相通契合外，更在于它顺应并符合了当代中国文论的时代情势和理论吁求。因此，除术语借用外，“文化诗学”的本土化与“中国文化诗学”建构仍是植根于现实土壤的，具有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解构哲学立场上之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所不同的鲜明的现实性品格。那么，究竟何谓“本土化”与“现实性”?这一问题的回答则必须回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生成与发展的复杂进程中，这也是全面客观理解文化诗学“本土化”及其理论发生和选择之历史艰难的有效途径，更是解决当下学界在“文化诗学”问题上人人标举却又人言言殊，进而造成其混杂语义的有效办法。 一、理论盘旋与文艺学失重的焦虑 新时期之后，百废待兴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在“苏化话语模式”的反拨中自然而然将目光重新转回西方。自此，西方文论，尤其是经历“语言论转向”后的20世纪西方文论成为新方法引进与译介的重点，从俄苏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读者反应论、解构批评到文化研究，诸种思潮轮番登场，令国人大开眼界。现在看来，80年代初中期的这股西方文论译介思潮对于当代中国文论，其影响和意义是极为深远的。 首先，在理论观念上冲破了“文学服务于政治”的“语言工具论”模式，重新缝合了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由此，作家创作中对于语言形式技巧的把握、运用和创新得以体现，出现了意识流小说、零度介入写作、先锋派写作、新状态文学、新写实主义小说等，体现了文论进步与文学创作的发展。 其次，在思维方法上突破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反映论”模式，文学的“主体性”以及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得到体现和运用。尤其是精神分析文论、读者接受理论、原型批评、后结构主义等各种西方时髦文论思潮接踵而起，既扩展了文论研究的视界，更在人文主义维度上有效推动了文艺理论的学科发展。 再次，在文论话语建构上冲破了“三段论”的“苏联文论体例”模式，理论视野得到有效拓展。苏联文论写作模式最典型的就是“本质论—作品论—方法论”这一“三段论”写法，如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分为三部，《文学概论》(探讨文学的本质、特性及法则)、《怎样分析文学作品》(探讨作品的思想、主题、结构、情节)、《文学发展过程》(分析文学发展依据的原则和方法)①清晰体现了这一特征。这种苏联文论体例，直至西方文论思潮的译介和学习才得到根本扭转。受西方文论的影响，到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要略》一书，已将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从“三段论”拓展到对文学心理、文学语言、文学接受，包括先秦至明清的古代文论体系，乃至福柯、阿尔都塞、德里达等西方后现代文论知识状况②，均被有效纳入到文学理论话语的当代重组中，显示出兼容并蓄、融通中西的理论建设方向。 与此同时，尽管西方文论的引进在变革更新当代文学理论知识和思维方法，尤其是在突破“苏联话语模式”生产框架及其“反映论”文论模式等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却也在诸多方面产生了消极影响，其表现大体有三： 其一，理论的繁荣与身份“失重”。尽管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便已开始接受和运用新批评等当代西方文论，但真正成规模的引进始于80年代初期。随着思想解放、国门打开，长期饱受政治压抑的审美情怀得到充分释放。由此，形式主义文论等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因思维方法更新所带来的正面意义以及食洋不化、机械硬套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无需赘言。真正值得反思的是：这种大规模西方文论的引入，其背后实则暗藏着一种身份认同的矛盾与危机。如果说“五四”时期“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意义在于思想启蒙，那么新时期对西方文论的大量引入则体现了一种“对西方现代性的认同”③。这种从反拨“苏化”到附庸“西化”的理论转向，使得学界对于西方当代文论采用了不加甄别、辨析、批判的态度进行了“全盘式”接受，“拿来主义”成为普遍心态。然而，由于理论的“历史语境”和“批评对象”的错位，尤其是西方文论观念与中国传统文论的“异质性”，使得知识分子在选择对西方现代性认同的同时，却愈来愈发现“他者性”理论繁荣背后“言说主体”的身份缺席，由此引发知识分子严重的“心理矛盾和身份危机”④。对西方文论思潮的接受和对西方现代性的认同，与赓续中国传统文化、建立中国特色文论的两难处境，无疑将当时的学者们推向一种更加矛盾、更加焦虑的自我认同与身份危机之中。这种“失重”体现了本土文论寻求身份认同的“他者化”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