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文体学研究的现代西学背景

——基于文体与语言之关系的考察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建中,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现代语境下汉语文体学研究的发生、发展和演变,一方面秉承了自身的理论传统,同时与西方现代文化及文论的语言学转向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厘清汉语文体学研究的现代西学背景及理论资源,则难于把握文学及语言学理论的中外交汇和古今通变对汉语文体学之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制约及影响。汉语文体学研究的西学背景,就学术渊源而言,主要来自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以及从布拉格到法兰西的语言结构主义;就文体与语言之关系而论,则凝聚为三大理论命题:语言表达激活思想;文学是语言表达的完美形式;语言突出及其诗性功能。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4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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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O-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12-0164-08

       汉语文体学研究的三大分支(文艺学、语言学和文学史)①,不约而同地关注文体理论之中的语言问题,关注文体与语言之关系。究其根源,既是对自身文化及文学传统的赓续,更是对西方20世纪以来文学及语言学理论的借鉴。诚然,中西文体学理论有着各自的传统:在西方,是肇始于轴心期时代的古希腊古罗马的修辞学;在中国,同样是肇始于轴心期时代的孔儒的“慎辞”心态,和庄子“得意忘言”旗帜下的“三言”驰骋。但我们也要看到,现代语境下汉语文体学研究的发生、发展和演变,一方面秉承了自身的理论传统,同时与西方现代文化及文论的语言学转向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厘清汉语文体研究的现代西学背景,则难于把握文学及语言学理论的中外交汇和古今通变对汉语文体学之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制约及影响。

       就语言与文体的关系而论,语言既是构成文体的基本要素,又是同一类文体发展变化的内在依据,还是新的文体取代旧的文体以及不同文体相互区别的主要标准。20世纪西方形式主义文论对中国文体意识和文体理论的影响,主要发生在语言层面,并表现为对语言以及与语言密切相关的文体和文体学问题的高度重视。从源头上考察,20世纪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孕育及诞生即以“语言”为其胎记:一个是1915年成立的,以雅可布逊(又译为雅克布逊或雅科布森)为领袖的莫斯科语言小组;另一个是1916年成立的,以什克洛夫斯基为代表人物的诗歌语言研究会。出现于20世纪初的以语言研究为中心的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流派,虽然在俄国国内只存活了十多年,但她作为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批评的源头,不仅影响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美新批评的发展走向,还和新批评及语言结构主义一起,影响到近三十年来中国文论文体意识的复苏和成熟,影响到汉语文体学研究的发展和繁荣。

       一、语言表达激活思想

       在中国古代,《尚书》的“诗言志”是文学理论的开山的纲领,稍后有《乐记》和《诗大序》的“(诗和乐)吟咏情性”,再往后有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言志也好,缘情也罢,文学作品总是想着要表达出什么,总是想着要怎么去表达。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维克多·日尔蒙斯基《诗学的任务》将文学要素表述为“什么”与“怎么”:

       其实,艺术中这种“什么”与“怎么”的划分,只是一个约定的抽象。爱情、郁闷、痛苦的心灵搏斗、哲学思想,等等,在诗中不是自然而有,而是存在于它们在作品中借以表达的具体形式之中。因此,从一方面看,形式与内容(“怎么”与“什么”)的约定对立,在科学研究中总是融合于审美对象。在艺术中任何一种新内容都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形式,因为,在艺术中不存在没有得到形式体现,即没有给自己找到表达方式的内容。同理,任何形式上的变化都已是新内容的发掘,因为,既然根据定义来理解,形式是一定内容的表达程序,那么空洞的形式是不可思议的。②

       人们习惯于将“诗”(文学)所言说的“志”或“情”称之为“内容”,而所谓“内容”能够独立存在吗?不能,它们只能“存在于在作品中借以表达的形式之中”,因此,离开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去谈“内容”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日尔蒙斯基关于文学艺术作品之“什么”与“怎么”的划分,是很有价值的。文学创作的基本问题可表述为“说什么”与“怎么说”,或者表述为语言的言说对象与语言的言说方式。正是以“语言”为中心,维克多·日尔蒙斯基《诗学的任务》还谈到了文体的分类,将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分为实用语、科学语、演说语和诗语,并指出“科学语是无形态语言”,而“诗语是按照艺术原则构成的。它的成分根据美学标准有机地组合,具有一定的艺术含义,服从于共同的艺术任务”③。文学文体(诗语)与非文学文体(科学语)的根本区别在于语言,前者依据艺术原则并根据美学标准,而后者是无形态的。可见语言是文体构成的基本层面,因而也是文体划分的基本层面。

       维克多·日尔蒙斯基在《论“形式化方法”问题》一文中,还提出“作为程序的艺术”的重要命题:“艺术中的一切都仅仅是艺术程序,在艺术中除了程序的总和,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别的东西。”④论及“程序”在艺术中的特殊地位,日尔蒙斯基引用了俄国形式主义创始人雅可布逊的一句名言:

       如果文学科学想要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它就必须把“程序”看成是它唯一的“主角”。⑤

       “程序”(device)这个词,亦可译为手段、方式、技巧、途径,等等,比如,什克洛夫斯基的形式主义文论代表作《作为程序的艺术》,又被译为《作为手法的艺术》,还被译成《作为技巧的艺术》。关于“程序”的诸多译名,均可归于“形式”一类,而形式主义之为形式主义,就在于他们将程序、手段、方式、技巧、途径等属于“形式”(亦即“怎么”)范畴的东西,看得比结局、目的、意图、思想、效果(亦即“什么”)更为重要,将文学的“怎么说”(言说方式),看得比“说什么”(言说对象)更为重要。此外,日尔蒙斯基讨论“程序”等“形式主义方法”,还引用了康德的美的公式:“美是那种不依赖概念而令人愉快的东西”,并认为康德“在这句话中表达了形式主义学说关于艺术的看法”⑥,从而将形式主义的美学渊源追溯到德国古典美学。

       俄国形式主义对“形式”的看重,是出于对文学研究之独立性的追求。文学研究(我们今天称之为“文艺学”或“文艺理论”)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是自足自立、自成体系和自成格局的,她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即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文学性”(落到实处就是文学语言的“陌生化”)。关于文学研究的独立性,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也有一句名言:“艺术永远独立于生活,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⑦什克洛夫斯基指出:由于艺术是独立的世界,因此“我的文学理论研究的是文学的内部规律”;文学发展的基本动因是形式,“新形式不是为了表达内容而出现的,它是为了取代已经丧失艺术性的旧形式而出现的”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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