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文所运用的“原型”概念，与以往原型批评中原型概念的内涵有所不同。笔者认为，“原型”本是一个涉及和包容着重大理论价值的跨学科的研究命题，“原型批评”本是可以从一个特殊角度探讨人类艺术发展史乃至精神史的批评方法。但是，以往的原型理论和原型批评在发展原型观点和发挥原型理论的优势的同时，局限了原型的应有之意；同时没能为原型及其“瞬间再现”这一人类精神现象找到坚实的理论基点和进行科学的解释，没能真正消除笼罩其上的神秘色彩和假设成分；而在批评实践中由于将原型仅仅（或偏重）与神话相联系，把艺术看作神话的移位，因此也极大地局限了原型批评所具有的意义。我国目前的原型研究和原型批评也在相当程度上受此影响。究其根源，乃在对于原型概念理解的局限，因此，有必要对原型重新阐述。 鉴于此种看法，笔者在博士论文《中国文学原型研究》中对原型重新进行了阐述，并不揣浅陋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主要是： 第一，“原型不限于神话”。神话是原型的重要载体，但不等于原型。原型应该有更为丰富深刻的内涵。原型是人类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创造自身的过程中形成的心灵情感模式和精神本能，而神话是对这种情感模式和精神本能的一种特殊体现。人在创造世界包括精神世界的过程中创造了神话，反过来又受神话思维的影响。把文艺的深层模式归结为神话的移位，最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文学的规律，却不能说明人类所有文学、特别是东方文学演变的规律。笔者认为，首先人是神话的原型，其次才有神话作为某些艺术的原型。 第二，“原型先于神话”。神话是人类在实践的基础上已经有了某种观念也就是有了心理“原型”的基础上的精神体现和产物，神话体现原型而不是原型出自神话。而且原始先民的原型心理不仅仅体现在神话中，大量的史前艺术（如彩陶、岩画等）在相当程度上“再现”了人类心理原型，证明了原型先于神话，原型“大于”神话。 第三，“原型源于‘食色’”。原型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典型情景中的心理体验和精神本能，原型也有其自身的源起、产生的过程和承传的方式，而这个源头，则要追溯到人类最为基本的生命起源和生理本能方面，追溯到人类生存发展中那些最重要的、世世代代不断“重复”的人生情景中，而这个最重要的基本的生理起源、这个不断重复的超越一切的人生特定情景就是“食”与“色”，这是人的一切本性中最根本的个性。原型的源起正在于此。追寻原型的本元，不是要退回到弗洛依德“性本能”说，而是相反，从中窥见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将生理的、本能的欲望变为社会规范和情理。这里面有压抑、禁忌、变形，也有发泄、释放、升华，还有象征、暗喻和超越。其中经过原型的反复出现“激活”所折射的正是人类的情与理、自然本能与社会规范、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深层关系。由之，人类文艺史不仅仅记录人的物质行为过程，而且反映人类精神发展过程。原型的被不断置换变形，是人类的本性、永恒性及其不断发展演变过程的特殊体现。 第四，原型的内部有其独特的结构，其中“意象”是处于“中间”位置的重要概念，它一方面通向形而上的“理念”、“道”、集体无意识，一方面通向形而下的感觉、体验等现象；同时，意象又是沟通个人情结与集体无意识之间的桥梁。 第五，西方原型批评有其优势和独到之处，但是也有局限。原型批评的局限在于对原型概念缺乏全面深刻地阐述，把原型等同于神话，把原型批评仅仅限于用神话的“移位”来归纳文学的规律。原型批评应该面对整个文艺现象，应该还其人类学特点。 总之，原型理论的核心是探讨人的“集体无意识”心理，而这正是对人类精神领域深层的、普遍的、相通的方面，亦即“集体”性质的人性的研究；因而原型理论的本质是人性问题，原型研究实际是探讨人性的存在模式及其历史生成。 原型批评作为原型理论在文艺领域的运用，它应该在总体上探讨文艺与人类精神本体的关系。“原型”在纵向上沟通现时与远古的联系，在横向上涉及“集体无意识”与个体“情结”，所以原型批评应探讨在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文艺现象中所积淀的相对稳定的人性“模式”和情感内容，探讨人性如何通过文艺这种特殊方式，得以不断地“反复”“重现”又不断地创造、发展，探讨人类艺术活动的真正的内在驱动力。 本文即试图以作者重释后的原型观点构筑中国文学原型系统。 一、抒情与叙事：主次两种原型系统 中国传统文学有不同于西方的艺术特质、精神内蕴和文学史格局，也有独特的原型系统，即以抒情为主、叙事为次的两种原型系统。这就是说，不能简单地用西方文学原型理论来套用中国文学史，而要依中国文学的实际，构筑中国文学原型的框架。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古代文学以抒情为主，中华民族长于抒情。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在深隐层次决定了文学发展的格局，决定了诗词居正宗地位。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1934年）中曾对中国文学的这种格局做过概括，他说：“印度希腊，是在歌中讲着故事，而中国以色列则都唱着以人生与宗教为主题的较短的抒情诗。”“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象它在这里发挥过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完全的生活。维系封建精神的是礼乐，阐发礼乐意义的是诗……”直到南宋，抒情诗一直还是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小说被视为“街谈巷议”，难登大雅之堂而使其发展受到抑制。这种文学格局的长期存在，自然形成了两大系统：占据主导地位的抒情系统（诗词、散文）和处于次要地位的叙事系统（神话、小说、戏剧）。与此相对应的是创作者的大致分野，即官方与民间、上层与下层的不同系统，以及欣赏的所谓雅和俗的对应。在这种文学格局的背后，相应地存在着抒情与叙事主次两种原型系统。它们内在地决定着文学格局的相对稳定，并构成特殊的文学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