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结束”意识形态 在中西文化发展的当代景观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两种样态的对意识形态的“告别”。一种是产生于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使一些理论家认为，科技时代的社会政治文化状况已处在“价值中立”的层面上，所以，旧的意识形态时代可以结束了。另一种是产生于当代中国七十年代末的社会文化变动。在文学界，“意识形态”成为僵化的社会政治文化的理念性符号，向这种“符号”的告别成了八十年代文化——文学运动的内在意义。 但是，这两种告别都不成功。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终结”思潮，不仅没有实质性的社会影响，反而导致了“技术理性主义”的产生。一种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以“科学技术”为核心而建构起来。在当代中国，告别意识形态的冲动在文学界表现得特别激烈。这主要表现在批评理论上的“向内转”——这顺应了本世纪上半叶以来出现的人文学科的语言学转向。但是，实际上当代中国文学向意识形态告别并不成功，它执拗地违背一些理论家的初衷和意愿，不肯背离它的意识形态本性，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活的意识形态史。 这个历史是有目共睹的。 电影，我们且不说《牧马人》、《老井》、《天云山传奇》等具有的传统现实主义特性，我们只要看看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就可以解读出里头包含的深刻的意识形态话语。《红高粱》是以人的感性生命高扬为主题的，它热烈的色彩衬托了人性的新的唤醒的历史要求；《一个和八个》对革命战争中的“人”的重新解读；《大红灯笼高高挂》、《黑炮事件》等作品，无不有着耐人寻味的社会意识形态性内涵。 被人们认为创作手法最自由的小说，在向旧的意识形态告别的历史性选择中，并没有退到轻松飘逸的消遣性潮流中去。主流作品和主流读者都毫不回避地选择了政治与社会内涵丰富的路向。如，《钟鼓楼》、《古船》、《沉重的翅膀》以及颇有争议的《废都》与《白鹿原》；中长篇小说的创作趋势，也越来越清楚地显示了作家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历史进程的心理取向。一些前先锋派作家的新近创作，如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孙甘露的《呼吸》，北村的《施洗的河》，吕新的《抚摸》，除了叙事手法上继续保持他们的写作特色之外，在作品的内涵上，都更为独特地揭示了当今社会“人”的生存状况。 正像有的批评家十分敏感地捕捉到的，这些面貌不同的新作品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参与了“颠覆”行动，即“颠覆”旧意识形态构筑的生活秩序和道德规范。它们不向人为的某种教义低头的倔强性表现了创作中的不拘一格和随心所欲，他们不理会过去的理论家对人性的“规定”，写多层次性、多重性，写人的下意识和人的种种欲求，甚至本能。十分遗憾的是当作家艺术家十分贴近生活地反映出这个时代的鲜明的现实存在的时候，一些理论家们却忙于炒卖西方文论家，而批评家们又无法切实地把握这个文学流向的合理内涵，他们的批评除了复述和介绍作品以及对这种反抗式的精神选择表示欢呼以外，找不到前进的真正道路。他们是真正表达了内心深处的意识形态困惑——一方面他们在理论上不承认“意识形态”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别的手段来框架这一繁杂的精神现象。 实事求是地讲，意识形态只是在理论家的稿子上“结束”。 新的创作流向表明，社会政治的意识形态理念非但没有淡化，反而越发强烈地在历史运动中凸现出来。新时期的文学史是一部新的意识形态的发展史，从伤痕文学一直到先锋试验，从电影戏剧一直到诗歌、小说、绘画。写了《绿化树》的张贤亮讲了大实话：他申明他的创作越来越关注政治与社会。 企图回避意识形态重负，回避社会历史关注的，在当代中国文坛，只是一些批评家与空头理论家的一厢情愿。作家没有这样做，作家无法不直面人生。这种文坛怪事造成了非常独特的中国式景观：理论与批评与创作的脱节。滞后的理论与批评不敢面对社会重建意识形态的直接后果是让创作无法得到科学的批评而自己消长。 为什么一些理论家、批评家极力想创导的文学“向内转”——转向语言、叙事与消解意义并没有成功，相反，受到主流作家群与读者的拒斥呢？ 以文学向内转，以语言分析为基点的创作——批评路向是现代西方流行近半个世纪的潮流。这种文学批评的语言分析与试验在意识形态解读层面上，是现代西方社会特别在二战以后踌躇满志悠然自得的心情的表露——它表明，对于一大批批评家来讲，重大的社会性问题已永恒地解决了，他们把文学批评弄成了语言技巧的玩弄，所以，有人批评他们是“远离社会、历史的语言游戏”（参看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迟至八十年代，在西方，语言学转向又出现了转向，转到了社会历史政治的层面上来了。这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本世纪的中国则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意义上的“太平盛世”——从1895年算起，大大小小的社会动荡接连不断，中国的作家、批评家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着精神躁动和心理不安的时代。即使是理论家拼命呼唤文学回到文学——企图摆脱意识形态重负的八十年代，又有多少历史事件让你无法安宁！中国的作家、批评家、理论家，事实上无法也没有时间来接受西方语言学转向（以新批评为首）的规则来玩味人生与社会。相反的是，急躁的、不安的良心驱使着文学走向“写实”，使它越来越成为直接与社会发生对话的文本，而不是只供语言分析的文本。 的确，文学历史地告别了旧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人的位置确立起来了，以生存关切为基础的理论建立了，幸福被认为是个可心的字眼了，“利益”也光明正大地摆上台面了，人的复杂性受到公认了……所有这些零零碎碎的通过作品表露出来的意识形态倾向都指向了一个新的理论建构，现在需要理论来框架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