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希腊悲剧“悲”在哪里？ 在“悲剧”借着酒神的运动会风靡于古希腊时，中国的戏剧尚不曾结胎于诗的母腹。诚然，我们不必为此而妄自菲薄，这正像我们没有理由沾沾自喜于书法艺术对汉文字的情有独钟一样。一个真正自尊的民族当有更从容的胸襟，它足以引为自豪的不只在于自己创获的种种成就，也还在于它对他人的值得赞誉的业绩总能够送上一份由衷的敬意。 无论是王国维所谓《窦娥冤》、《赵氏孤儿》“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注：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见《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第106页。）的断语，还是朱光潜所谓中国艺术的“神庙里没有悲剧之神的祭坛”（注：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1页。）的论说，皆可以聊备一格。不过，重要的也许是再度返回“悲剧”的源头，去领略那初始意味上的“悲剧”究竟“悲”在哪里，由此或会改变一种提问方式——比如，不必急于争辩中国文学艺术史上有无悲剧，却不妨先作这样的发问：古希腊式的悲剧是否有缘产生于中国？ 然而，怎样的悲剧才可称作“古希腊式”的“悲剧”呢？ “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注：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9页。）这是亚里士多德对悲剧所作的界说，其中最切要者乃所谓被摹仿着的严肃、完整而又有相当长度的“行动”，而这“行动”又必得是能引发“怜悯与恐惧”之情的那一类。有“行动”才会有“情节”，而“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注：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3页。）。有学者认为“古希腊悲剧着意在‘严肃’，而不着意在‘悲’”（注：罗念生：《论古希腊悲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其实“怜悯与恐惧”固然是“严肃”的，却也还是一种“悲”——一种有着别一番滋味的“悲”。 在亚里士多德这里，“突转”、“发现”和“受难”被认为是悲剧“情节”的三个最堪注意的要素，其中“突转”和“发现”显然更重要些，是它们把悲剧所谓的“受难”和一般受难从根源处区别开来。他说：“悲剧所摹仿的行动，不但要完整，而且要能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如果一桩桩事件是意外地发生而彼此间又有因果关系，那就最能［更能］产生这样的效果。”（注：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1页。）所谓“突转”（意外的、突然的转折）和“发现”（因意外的披露而窥见真相），原是出现在“意外的发生而彼此间又有因果关系”的“一桩桩事件”中的，所以悲剧的契机最终便在于作为“情节”的“事件的安排”是否合于“意外发生”而“彼此间又有因果关系”这一要求。事实上，“意外发生”的诸多事件环环相扣的必然的“因果”之链，最能示人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命运感，而希腊悲剧所演述的“行动”恰好大都隐贯着“命运”的消息。“命运”以不容规避的方式把“苦难”加于挣扎中的主人公，这并非由主人公自己招致却又终究无法摆脱的“苦难”所唤起的“怜悯与恐惧”之情，是古希腊悲剧特有的“悲”情。 不过，无论如何，亚里士多德就悲剧主人公可能的人格品位所说的话是颇成问题的。在他看来，悲剧中的主人公“这样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注：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8页。）。说悲剧主人公“陷于厄运”并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这当然是近于中肯的，然而把“陷于厄运”归结为“他犯了错误”便有欠斟酌。至于他以“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品题悲剧人物，则可以说是一种失误，这失误在相当的程度上显露出品题者以苏格拉底之后的某种人文理致评断前苏格拉底时代人的心境的迂阔来。至少，把《俄狄浦斯王》中的俄狄浦斯划归所谓“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的人之列是不相应的。难道这个在儿时被钉穿双脚而弃于荒野的人再“善良”、“公正”些就能逃脱命定了的杀父娶母之罪么？至于像《安提戈涅》中的安提戈涅这样的人，她又有什么不善良、不公正而该当承受那自杀身亡的厄运呢？把悲剧的酿成最终归于“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的主人公的某种“错误”，这是多少执著于“对”与“错”的分辨而对悲剧的、人文蕴含的简单化。真正说来，悲剧之“悲”并不在于主人公“犯了错误”，而是在于“命运”或命运般的必然性所注定的毁灭主人公的那种无从消解的冲突。而且，即使是剧中的主人公确实“犯了错误”，那悲剧所以成为悲剧也只在于那主人公不能不犯“错误”。古希腊悲剧“悲”就“悲”在不能不犯“错误”或根本没有错误的人遭逢祸患，他的罹难或者无从找到肇祸的对手，或者即使有对手，那对手也不就是与所酿灾难相称的邪恶之人。 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属于那种找不到肇祸者或没有肇祸对手可言的悲剧。剧中，没有一个人包藏祸心，也没有一个人预谋过什么，但这些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把主人公推向令人“恐惧”而又令人“怜悯”的自毁之途。俄狄浦斯挣脱定命的努力只是构成了命运之网张示于尘缘的必要环节，他终究弄瞎自己的双眼并放逐了自己。主人公不能原谅的只是落入命运的圈套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罪眚，并就此承担了他原可以推诿于命运的责任。悲剧把显现于事件的不幸冲突最终移置到俄狄浦斯的内心，那无可告慰的内心的痛楚永远无底止地发散着古希腊人的“悲”情。 悲剧《安提戈涅》中的祸首似乎是一目了然的，主人公安提戈涅的死往往使人们记恨于这事件的直接相关者克瑞翁。但细细推敲起来，安提戈涅的自杀与其说是因着她的舅舅、忒拜城的新国王克瑞翁的威迫，不如说是各有正义依据的两种律令的冲突对善良而正直的主人公的灵魂的追逼。她生而为忒拜臣民，因此不能不遵从国王既经颁布的禁葬令；她生而为波吕涅刻斯的胞妹，却又有义务按照神律掩埋已死的亲人以使死者的魂灵得以安栖冥境。生而为臣民和生而为胞妹的命运把主人公带到非死而不足以自解的两难境地，这死遂化为一种高尚的震撼而透出那悲剧的、净化人心胸的“悲”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