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发韧于北京，二十年代开始，中心南移。 所谓南移，是指与新文学发展密切相关的新文学领导人、重要的刊物和主要的文学论争活动，都渐渐由北京南迁上海。1920年春，陈独秀绕道天津抵达上海，定居渔阳里二号，标志着新文学中心南移的开端。同年九月，《新青年》编辑部迁到上海，从此北京再也没有象昔日《新青年》那样影响遍及全国的新文化刊物了。胡适二十年代开始，也心系上海。1920年夏，他借到南京高校讲学的机会，来到上海。1921年7月，胡适受商务书馆的邀请，又到上海进行了一个半月的工作访问。临别之际，写下了“多谢主人，我去了！两天之后，满身又是北京尘土了！”①的诗句，其对上海的留恋之情，溢予言表。鲁迅虽到1927年才定居上海，但那是经过北京、厦门、广州之行的比较之后才选定上海的。1929年他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上海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②鲁迅的到来，意味着中国新文学中心南移的格局，基本确立。 二十年代的上海，确有许多当时北京所不及的地方。象《小说月报》、《创造季刊》这样大型的新文学杂志，在当时国内真是绝无仅有。人员众多、声势浩大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也主要以上海为活动中心，但影响却在全国。在文学论争上，当时国内恐怕再也找不到有哪一场文学论争的规模、影响，可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的论争相比拟。这场论战从1922年一直持续到1925年，为时三年，涉及到新文学发展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吸引了国内差不多所有新文学人士的注意，甚至连在北京的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都撰文参与，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都是少有的。上述情况，在我看来至少可以归结为如下结论：新文学在北京兴起之后，其中心地位逐渐为上海所取代，而这一过程，基本上是在二十年代进行的。③ 那么，为什么从二十年代开始，新文学中心得以南迁上海呢？有许多研究表明，二十年代中国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的变动和差异，使上海成为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枢纽，特别是南方革命政权的建立，北伐军顺利攻克沪宁，吸引了大批激进青年的南下。④这批激进的青年，都是新文化新文学的热情支持者和响应者，他们的南下，为新文学中心南移，提供了人员和群众基础。而北方的北洋政府对新文化人士的政治迫害及保守的文化政策，使得大批新文化领导人离京南下。如陈独秀、鲁迅的南迁，都与政治迫害有关。二十年代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变化及差异，为上海新文学的迅猛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我以为还必须指出的是，一个区域文化中心的形成，单靠几个人、几个文学社团和几家刊物，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借助于该地区某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组织力量的文化组织机构的作用，才能确立起该地区文化中心的形象。五四时期北京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新文学诞生的摇篮，是与蔡元培主持下北京大学的文化地位及社会影响分不开的。二十年代，上海之所以能够逐渐取代北京而成为国内新文学的中心，同样是与当时上海拥有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上都远甚于北京大学的文化组织机构——商务印书馆分不开的，正是商务印书馆的文化组织作用，二十年代上海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新文学人士的注意，使之成为中国新文学人士活动的重要区域。 一 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929年，是上海一家民营的印刷出版企业。二十年代后，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继北京大学之后，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文化组织机构，这首先与主持商务印书馆日常工作的张元济有关。张元济晚清翰林出身，曾参与戊戌变法，后变法失败，被革职，到南洋公学任职。他学识渊博，思想开明，应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之邀，到商务工作。1902年商务建立了集编辑、研究和出版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该所下辖英文、国文和理化三个部，另外还有九个杂志编辑部。从商务印书馆内部机构设制及决策人的指导思想来看，商务印书馆决不是一个单一以出版为目的的编辑机构，而是一个蓄纳文化人才，研究和传播新文化的文化组织机构。文化人才的吸纳，是商务印书馆着重考虑的问题，这不只是为了企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商务领导人张元济一直希望使商务印书馆成为南方的文化组织机构，因此，他保持与文化界人士的密切关系，凡在当时有影响的文化人，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均与之有关系。1916年7月，张元济拜访吴稚晖，明确表示商务印书馆“注意于培植人才，不专在谋利”。⑤1918年张元济又提出商务印书馆“永久之根本计划”三条，第一条便是“用人说”，主张“培植新来有用之人”。⑥1920年3月，商务印书馆决定“设第二编译所，专办新事。以重薪聘胡适之，请其在京主持，每年约费三万元，试办一年。”⑦商务印书馆的开明作风，吸引了大批文化人。据在商务任编辑的叶圣陶、王伯祥回忆，商务印书馆是当时东南地区的文化汇集地，南来北往的文化人常与之交往，编译所编辑人员最多时达三百多人，汇聚了各方面的精英人才。⑧商务印书馆作为一个文化组织机构，其最大的优势在于一有雄厚的资金，二具备强大的发行网络。这使得在文化事业上，商务有经济实力延聘文化人，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如二十年代泰戈尔访华，他在上海的活动经费均由商务资助。⑨其他如拟议中邀请法国哲学家伯格森到华讲学，商务印书馆也答应给予资助。⑩同时，商务能够及时将一些新的思想言论组织出版，通过遍布全国的发行网络，将书刊发往全国各地，真正形成全国性的文化影响。 那么，为什么商务印书馆在二十年代以前，不能象北京大学那样成为国内有影响的新文化组织机构呢？在我看来，至少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商务印书馆高层领导虽然思想开明，见识很广，但象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高凤池及王显华、鲍咸昌等人，都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思想也非常保守，基本上采取旧式手工业作坊的管理方式，故张元济与高凤池之间常常发生激烈的冲突。1916年9月6日在用人方针上，张元济力主非用新人不可，而高凤池则主张“宜用旧人，少更动”。(11)1917年1月19日，张元济荐举留学归国人员徐新六到商务任职，但高凤池以“留学生多靠不住”为由加以拒绝。(12)商务印书馆领导层的这种意见分歧，使得他们在用人政策上采取谨慎保守的态度。在1920年之前，商务的杂志基本上掌握在思想较为保守的人手里。虽然个别杂志也介绍国外的新思想新学说，但那也无非是做做姿态，实际上包括《学生杂志》、《教育杂志》主编朱元善在内的许多人，既不通外语，更不了解新学说的内容和意义了。(13)第二，商务印书馆在二十年代之前，企业本身也处在摆脱危机和加紧基本建设阶段。1910年因商务老板夏瑞芳陷于橡皮股票风潮，致使商务印书馆亏空巨大，濒临倒闭边缘。1912年张元济因教科书出版决策失误，而在竞争中为中华书局击败，教科书大量积压，资金无法收回。1914年总经理夏瑞芳遭刺生亡。(14)1916年商务因财政困难，被迫停印若干书稿。可以说，在1917年之前，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状况和资本积累并不很好，这就使得张元济等人不得不在摆脱经济困境，筹措资金，扩大企业规模上多下功夫，而对文化组织建设事业则一时难以顾及。第三，在二十年代之前，新文化运动虽已在北京出现，但其影响和社会地位还未最终确立。对于商务印书馆这样一个民营企业来说，为保证经营，它们是不太愿意冒政治上的风险。所以，那些带有“过激”色彩的文章书刊，商务印书馆一概予以拒绝。如1919年3月，某俄国人请商务印书，张元济考虑政治上可能有麻烦，提出由俄领事馆出函证明此书无“过激”之处，才予接受。(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