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9)09-0184-06 在理论生产中，在揭示理论的来源时，在判断理论的真伪、理论的合法性时，在估量理论的社会功能和效果时，历史、现实、语境这三个词出现的频率用海量、溢满、捅趸来形容，一点不为过。这表明历史、现实、语境的历史主义原则和方法的重要性，只不过学者们是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对理论来源、真伪、效果、合法性的历史标准及度量。对历史性价值的认同，中西学术界存在共识，但在文艺学的历史化路径及需要建构什么样的历史化问题上，存在着差异和倒错。 在西方，自20世纪伊始，随着俄国形式主义的诞生、新批评占据文学艺术创作和研究的王位、结构主义跨学科的覆盖，一股去历史化、反历史化的思潮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主流：精神分析主张无意识无历史，俄国形式主义以文学性取代历史性，新批评以语言技法消解历史性，结构主义以封闭的“结构”颠覆历史性，“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以“历史无主体无目的”淡化历史主义。这股去历史化、反历史化的思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才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兴起和学术研究的文化转向寿终正寝，代之以历史主义的回归与勃兴。“文学理论又折返回来，朝着社会、历史、现实‘向外转’了，其表征就是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审美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等新潮理论。”[1]1其实，在西方学术研究的滚滚大潮中，历史主义以其厚重的传统和强大的生命力，始终潜藏在西方学术观念史和理论史的河床上，左右着学术之流的航标和价值取向。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在1936年出版的著作《历史主义的兴起》中，通过对历史主义先驱者沙夫茨伯里、莱布尼茨、阿诺尔德、维科、拉菲陶、伏尔泰、孟德斯鸠，英国的启蒙历史学代表人物休谟、吉本、罗宾逊，英国前浪漫派的弗格森、柏克，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莱辛与温克尔曼、默泽尔、赫尔德和歌德等等众多的思想大家的历史主义思想精微而详实的介绍与评价，描绘出西方历史主义兴起、发展和鼎盛的思想画卷，从历史主义的观念史和理论史的角度，阐明“历史主义的兴起是西方思想中所曾发生过的最伟大的精神革命。”[1]1同时他想表明，历史主义对于人类而言，不仅是“一种科学原理与应用”，更重要的它是“一种生命原则”[2]。由此可见，发生在20世纪初至60年代的去历史化思潮，不过是历史主义长河中的一个另类插曲。60年代以后，西方历史主义回归和勃兴，是历史之必然。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划着历史主义的航船，在历史之河上勇闯险滩、乘风破浪，航行了五千多年。无论是朝代更迭的历史，还是思想史和文化史，中国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有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性的缺失事件的发生。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论恰恰与西方文论向历史主义回归的势头呈现出相反和倒错的轨迹，出现了从历史主义向形式主义倾斜的苗头。这种倾斜的苗头表现为：其一，以潜在的暗流形式影响文艺学的问题域研究；其二，表现形式是在历史性和实践性的大旗下，空谈理论、热衷形而上的玄思、理论的构架，淡化或回避现实。很多学者同仁虽想关注现实问题，但往往只触及皮毛，难以深入骨髓。如果我对中国文论走向的判断是正确的话，我觉得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从文学的外部原因看，从五四时期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文学艺术的社会性、历史性以强劲姿态弱化甚至取代了文学艺术的主体性、自主性、审美性。粉碎“四人帮”之后，文学艺术迎来了春天，学界首当其冲的重任是反思、匡正外部研究的弊端，确立内部研究的合法性，于是以审美性、文学性作为建构文艺学学科自主性的理论诉求，成为90年代以来学术关注的焦点。当时，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译介纷纷涌向国内，一时间，被捧为学术研究和大学中文讲坛的座上客。虽然，80年代西方的文化转向对中国的90年代文论有所冲击，但也没有动摇学界捍卫文学艺术自主性的信念。 其次，从学者的社会心理看，70年代到80年代拨乱反正时期，文艺界主要是以文学艺术的主体性、审美性作为反思和批判学术上的极左路线的武器，试图通过确立艺术的主体性和审美性，根除将文学艺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政治第一”的庸俗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的语境和学术传统，不可能像西方去历史化时期那样，将文学艺术的主体性、审美性置于文论的中心地位。90年代学术界又面临两方面的冲击：一是面临文化研究浪潮的冲击，不少学者忧心忡忡，担心文学艺术自主性、审美性的地位受到威胁，于是提出建构文化诗学的主张，力图融合文化与诗性的分界；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向来是以“诗言志”“文以载道”为主导，重教化。如何真正捍卫文学艺术的自主性、审美性，又不违背“诗言志”、重教化的传统，学界颇费了一些苦心。20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伊格尔顿的美学意识形态理论和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生产的理论传入中国，一时为左右为难的中国学界摆脱学术困境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在伊格尔顿理论的启发下，结合中国学术诉求，文艺学界提出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性的命题，美学领域提出了实践美学命题。这两个命题是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催生的果实，也可视为中国学术史上的创新。但我们也要看到，它更是学术理念上的一个折衷的产物。它既能被体制认同，又能被大多数学者接受，还实现了建构自主性的文艺学学科的理论诉求。从显像层面看，传承和维护了中国传统文化“诗言志”“文以载道”的精髓。这种维护颇有点像英国19世纪通行的马修·阿诺德创立的利维坦主义。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文学研究’的兴起几乎是与‘道德’(moral)一词本身的意义的历史转变同步的，而阿诺德、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利维斯(F.R.Leavis)则是这一意义变化了的‘道德’的重要的批评阐释者。”[3]从隐形层面窥探，很多学者的真正用意还是想通过一个折衷的策略捍卫文学艺术的自主性、审美性。不出所料，审美意识形态性最终被纳入到中国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中，成为解读文学性质的一个重要属性。
